孫運璿: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本報訊]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孫運璿( 1913-2006 ) 接受訪問,分享對陽間香港意見。他認為,國家發展要「爭一時,更要爭千秋」,不能面對困局就放棄,勉勵香港人加油。

關注近日香港民意調查問題,孫院長認為,「民意不是製造出來的。民意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的;民主要聽下面的話,由下面反應上來。沒有聽從市民真正意見的,不算是代表老百姓的政府。」他認為,現時港共的做法,就是捏造民意,意圖製造一種反對進步的假象,令香港的民主難產。

記者認為孫院長為國為民,天下歸心。但孫院長謙稱:「我覺得自己為老百姓做的太少,我給百姓賺錢,可是沒帶來幸福。」但記者指,陽間香港政府連百姓賺錢的機會都剝削,更談不上甚麼幸福不幸福。孫院長卻提醒:「不要談無力感,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每人要多參與,多自救,有參與才有未來、以行動征服無力。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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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觀點:脫得了貧、脫不了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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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永屍]

南朝鮮國的大學說要逐走那兩個戴口罩的學生,也對故意不公開疫情消息,一個國家,如此自私自利,置天下人利益於不顧、視世界衛生如無物,地球村中有這般的九流國家,真是不知交上甚麼的好運。

但大家也知道,在深圳河以北的那個國家,其實不遑多讓,遙憶一次次的病證,遠溯沙士、近講禽流感,都是我們這個「芳鄰」引入香港的。深圳河以北的漢族和大韓民族一衣帶水,但其自私和討厭,恐怕只能用難兄難弟來形容。

這些國家只重視經濟發展,不講心性。於是他們有一個一個的經濟奇跡。他們都有「經濟實力」,國內漸漸有不少富翁。他們的國民有機會脫貧,但那些人格的卑賤,卻怎也改不了。當然,不可能一個國家入面半個義人都沒有。但怎得一個國家可以賤人滔天呢?連知識分子也是卑賤的國度,有甚麼明天呢?又是怎樣的價值觀才會將一個國家變到這樣討厭?

或者是歷史的一種反彈罷。中國講道德講了二千幾年,聖人迭出;而朝鮮人尊崇儒學,一樣有不少忠烈之士,儒家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強調社會責任,在中國歷史上、朝鮮歷史上,有非常多殉國興邦、毁家紓難的英雄好漢。這兩個國家,本來是極推崇道德,對社會公德十分重視的。窮罷。經濟不景氣罷。對自己學問的否定罷。全盤的西化,令他們都沒有根。

的確,無根的國度就會不重視公德。因為他們都只顧眼前之利。他們誤以一時興衰為永恆,鼠目寸光、坐井觀天。所以,這些國家都鍾情炫耀的惡俗。他們在國力衰微時影響不大,但一日坐大了,就是財大氣粗的惡霸。

我們也得反省,究竟我們會不會這樣?我們城內也有不少曲學媚世的「學者」,叫你認同暴政的「醫生」,也忽爾想想,曾經我們的城內人也會搶鹽,冷靜的看看,我們這座小城,也是賤人滔天了。不信,你打開報紙看看就知。那麼。反省:我們有錯的時候是不是遮瞞飾非呢?自己做事時有沒有顧及其他人呢?我們有沒有力求改善自己呢?有沒有提升自己的審美觀呢?

對呀。沒有善,你就永遠做不了義人;不知道甚麼叫美,也永不可能將去蕪存菁,將最寶貴的家訓留給自己心愛的人。沒有延續教化,就永遠都是不知自愛的人。社會變好,總要靠人人逐點逐點的改善,那麼我們先做好自己,香港自然就見新天。

郝禮士:夷家香港和平左 畀人欺負係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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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大班郝禮士爵士反駁赴日浪費論。

[本報訊]

怡和洋行大班郝禮士爵士( Sir Michael Alexander Robert ,1923-1995 ) 回應近月有紈絝子弟表示減少前往日本就可以置業的荒謬言論。

「日本不是賭場。你去也不是豪賭,偶爾去看看日本的風景,比你去葡京娛樂場學的東西更多。增加見識,有甚麼不好?難道去學那些還會隨街便溺的人好?」郝禮士似乎另有所指,但他認為,遊日並無不妥。

郝禮士爵士認為,就算你是富商,在香港也必須慎言:「當年我說了,『天星小輪加價後,無能力搭頭等船的可改搭二等』,杜葉錫恩就借勢挑動市民,而市民當然就有絕食和騷動了。1966年的4月,他們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也向油麻地警署擲石及玻璃瓶。暴徒在各處放火,搶劫商店,攻擊消防局及公共設施;市民還會襲擊警察。他們覺得生活難捱,民怨積埋甚深,就借機爆發。所以我勸戒大家:講說話前要特別謹慎。」

記者問郝禮士會否認為暴動重臨香港,他指:「不會。比我講得涼薄的大有人在。90 年代,施永青(編按:非本報青永屍總編輯)在電視上說買不到樓是你們無能,大家也沒有反應。今日許多官員、富商都在說風涼話,大家也好像沒有甚麼感覺一樣。可能是和平慣了。六十年代離二戰不遠,大家還記得拿起槍枝和武器的感覺。」郝禮士認為,這是文明進步,但也是一種苦惱:「市民不會保護自己的時候,政府、企業家就會欺負你了,綿羊總較狼狗易對付。」

無上限 白嘉時:人太多是香港大患

[特稿]

香港輔政司白嘉時( Claude Bramall Burgess,1910-1998 ) 向本報記者表示,香港人口無上限是會令香港崩潰。

「大量的人口從深圳河以北湧入,許多香港人接濟他們的親戚,。但政府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香港的確是一個很小的城市,莫說土地資源,連水資源也是不足夠的。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停止民生、基建與教育。」白嘉時目光如炬的說。

「香港的水庫暫時是足夠供全港的人使用。但到旱災的時候就恐不敷應用。有些人認為到旱災時可以用東江水搭救,但位於同一個氣候區,而東江兩岸居民之眾,大概到旱災的時候,拿錢都買不到淡水罷。」白嘉時對時局如是分析。「海水化淡,才是真正的出路。而且香港仍然有充足的財力興建海水化淡廠。」

白嘉時話鋒一轉,講到自己關心的教育問題之上。「人太多,而且他們和你的文化不同,社會衝突就會激烈。所以人口無上限,移民政策寬鬆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大患。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盲目輸入移民。而已經移民來港的,就迫令其子女入讀香港的中小學。但教育的內容,根本不用遷就他們。他們來了,是要融入這個地方的。用你們常用的語言教他們,用我們一直沿用的課程教他們,那他們就會漸漸融入我們的社會。」白嘉時的說法,與教育學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概念契合,認為教育是令兒童行為漸與社會期許趨近的一個過程。

對於普及教育,白嘉時的看法比較保守:「但其實只需要提供免費的基礎教育給他們就已經足夠。不是說不需要大學生。而是他們是不適合大學教育,是要看他們的稟賦。如果沒有清楚的計算,盲目投資在大學之中,只會是浪費。不如將更多的資源放在改善民生。多興建公屋讓無家者安居。」

白嘉時補充:「無謂的建築絕對是浪費,多餘跑道的擴建就似將大家的儲蓄倒進大海。雖然有理論說興建就是加速經濟的發展,但如果財富沒有流到市民的手,那些建築只會增加民怨,不會令市民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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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時輔政司反對「人口無上限」政策。

戴維德爵士:邊境唔封唔得 人人湧入香港死得

[吉隆坡9日電]

香港輔政司戴維德爵士(Sir Edgeworth Beresford David,1908-1965) 接受本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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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德爵士指,香港人口膨脹,房屋供應不足,市民生活不安定,就會出現動蕩。香港政府是有責任增建房屋,解決市民居住問題。戴維德爵士更直接指出:「大陸南逃的人是非常多的,他們湧入是香港人口膨脹的主要原因,而政府應該主動面對人口膨脹的壓力。也當然,在必要時閉邊境關卡以限制難民湧入。」

「香港土地是非常有限的。而來自中國的人,也未必有在港謀生的機會和能力。他們有強烈的政治訴求和意識,在他們生活出現問題時,他們也會不惜以暴動等手法來奪取香港的資源。所以政府應該果敢遞解滋事份子出境,將他們送回中國。不容他們破壞香港安寧。」戴維德爵士評論香港現時的移民問題。他亦認為:「外來移民數目過大的時候,在地市民是無法和融入他們的。因為他們的種族雖然相近,但文化、信仰、價值觀卻大有不同。所以不好好處理他們的關係,是有機會出現械鬥的。縱容移民湧入,必然會摧毀香港的安穩局面。」

戴維德爵士補充:「一個社會的穩定,不僅僅在於市民衣食豐足,而是制度的公平。如果市民的代表都能向政府反映他們的意見,他們就會覺得他們和政府有關係。對地方漸生歸屬感。這是政府該留意的事。治下城市的問題,不能都由宗主國決定,他們不會知道你的城市缺了甚麼。」

 

香港夠唔夠大陸玩? 昃臣:我地就係好樣板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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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大班昃臣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1841-1915 ) 接受本報採訪。

昃臣指,自己任職滙豐期間,正正是清廷洋務運動之際。而他獨具慧眼,知道清廷發展需要大量白銀,於是在香港儲備大量白銀,以作為借貸的基礎。他指:「你要知道市場需要甚麼,你的競爭對手沒有甚麼。如果你的白銀充足。管他有幾大的幅員,還不是要跟你談麼?」

昃臣爵士亦認為:「清廷對滙豐的依賴,是因為我們掌握了他們的經濟命脈,他們的洋務運動一直都是問匯豐借貸。雖然香港和九龍半島是一個非常小的城市,但他們總得要聽我們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劃來的新界,也是因為清廷沒有法子,也得要看看英國人的面。如果要以小勝大,就要看通經濟和國際形勢,也知道自己有沒抓住甚麼關節。」

有人認為,中國不支持香港就會令香港經濟崩潰。昃臣爵士則不認同,並指:「他們的貨幣是不流通的。而且金融體系的信心令人懷疑。不然,他們這個國家的人都來香港投資嗎?如果有充夠的資金和強大的市場,為甚麼不先照顧自己?真的有人這麼善心,在自顧不暇時打救你嗎?」

屍觀點:撕書禮,易春秋

《五經》是《詩》《書》《禮》《易》《春秋》,這幾天看到鬼國高考,他們入考場前撕書,這是甚麼禮?一葉知秋,撕書禮,就要改變中國的民風,這個民族在赤共政權下,永沒有重視文字、重視文化的可能。

和鬼國的人講禮是愚笨的。鬼國人不知禮,不識份制,從來只識貪利逐利。他們求學,求的也不是道,求的是一個用以謀生的學歷。鬼國學制,不知所謂,所考者極深、所識者極繁,高考,是一個極端的教育鉗制。他們更有些半軍事化的學校,用軍訓形式教授學生、操練考試。在這個悲苦的國度,你不難想到會培養出甚麼樣的人材。

中國人惜字,字字有情。古人寫完草稿不是隨便丟棄的,他們是放在字紙簍,然後集到惜字亭焚字的。我本來以為這種傳統已經消失了,幸得林浩基兄提點,在台灣的東吳大學,還有惜字亭,他們還會焚稿。焚稿惜字,是因為我們重視知識的來源,我們尊重過去。我們知道一步一腳印。所以我們惜字。

撕書禮,又是象徵甚麼呢?學問、教育是壓在鬼國人民頭上的大山呀。對他們說,中學制度是抑壓他們的一隻狂獸,他們要撕掉書本,與書本不兩立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在他們的學習之中,又是為了甚麼呢?為了追逐一紙無聊的證書?

教學,為的是要令下一代有良好品德、正當人格,不要逼迫學生成為一頭野獸。今日的世界,如果你學不會終生學習,你根本不能適應社會的萬變,但如果你從小就討厭學習,談甚麼終生學習呢?到頭來,這個文明古國的民族就變了一個不會學習的民族,也漸漸變成了一個紙醉金迷,不求明理的蠻族。

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想想自己會不會像他們一樣不堪。今日的香港。小學生的父母視孩子能讀五六個興趣班為愛護孩子的表現,漠視孩子成長的空間。我大膽的說,有天,他們會在你面前撕書。因為學習只是欺負孩子的過程。你要我們未來的一代都變成蠻族嗎?

 

童話又一則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樵夫叫做康崗,他上山伐木時,錯手將自己鋒利耐用的斧頭跌進湖裏。
「丟你老斧!」樵夫沉痛嚎哭,因為他的謀生工具不見了!「回家之後,綺萍一定說我是廢人了!她一定、一定會笑我快被『邊緣化』!」說罷,淚如雨下。

湖裏浮出一個神仙。「康崗康崗,這柄斧頭是你的嗎?」康崗睜開眼,看到斧頭金光閃閃,搖搖頭說:「只有鬼國人才用金色的,他們不知甚麼是品味,甚麼都要鍍金,你不用騙我,這個斧頭只是金色,不是金子。再說,鬼國的東西是無用的。給我看看,這兒寫著:『支那製造』,是次貨和垃圾來的!」

神仙見康崗如此討厭鬼國斧頭,就拿了個銀斧頭出來。康崗哭得更慘,說:「銀斧頭是那些金融業的斯文大盜搶錢的工具!我每次帶柴入城已經要繳強迫金!我只是隻影孤身!你叫我怎和那些強盜集團鬥!我要死了!砍不了樹我就是廢人,綺萍要說我是廢人了!」

神仙見康崗這麼慘,就說:「你還是袋住先罷。這些都是謀生工具。你連謀生工具也沒有,就要被人全面孤立,別的樵夫就要取代你。」

「但你那兩柄斧頭不是用來做樵夫的。我要真斧頭!」康崗說。
「傻瓜,世界本來就沒有真斧頭的。也沒有真樵夫的。你以前的謀生方法都是假的。」神仙說。「好罷。你還是回去罷。不用擔心。我每天會叫自由人帶些東西給你餬口。」說罷,就用法術送康崗回城。

康崗迷迷糊糊,拿著銀斧,與其妻綺萍說明一切,綺萍以為康崗一定是被鬼物所迷,亂語胡言。正欲開門找醫生時,有個說鬼方話的異邦人問綺萍:「你家裏有米嗎?我有許多錢,城內賣多少錢,我拿多點的錢替你買下。」

綺萍財迷心竅,走進廚房數算米糧,將白米包好,準備拿給異邦人。
「你幹嗎在我家拉屎!」康崗對在大廳拉屎的異邦人破口大罵。綺萍見勢,急忙阻止其夫:「你瘋了嗎!你現在沒了謀生工具!你要學習包容。」綺萍忍著屎臭和異邦人交易。

神仙應他所說,每天都送來一大堆的自由人,買清康崗家中所有的東西。可是他們每次來都不忘就地拉屎。而康崗的家臭名遠揚,城內人厭惡康崗夫婦,嫌他們太臭,不和他們做生意了。康崗夫婦只拿著些臭錢和袋住先而又砍不了樹的銀斧,對著一坨坨屎活活餓死了。

城內的聽了,都紛紛說康崗蠢,山精不可信。斧頭丟了,就得自己去弄一柄,從來都不用別人送。自己的事,從來也應自己解救。

賴廉士校長:香港難有大動蕩 只識讀書太迂戇

[本報訊]

港大校長賴廉士將軍(Sir Lindsay Tasman Ride,1898-1977)接受本報訪問。

問及香港會否發生騷亂,賴廉士認為,香港人經濟條件已經改善了許多,如果要舉事作亂、甚或發動民變,這也是不太可能。而且香港人安逸盛平已久,更加不會出現武裝衝突。

1966年,香港因為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和鬼國蘊釀文革影響而引發一場騷動,事後賴廉士於應港督戴麟趾爵士委派,發表《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出經濟不景氣和警察貪污問題是騷亂的主要成因。但賴廉士認為:「那時香港有不少曾參與二戰的中國軍人。國民黨籍、共產黨籍的都有。如果你曾經從軍,那對這些事的看法會很不同。今日情況不同。那些連宰雞都不會的人,你無端叫他們動蕩反抗,我想許多人都沒有這樣的膽色。」

賴廉士將軍學問淵博,曾在在1961年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二次東南亞地區科學研究會議主席,他認為中華文化對亞洲地區有影響,但今日的中國大陸也就沒有甚麼值得稱頌的文化水平。「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文化。留下來的都只是一些剪影。文化是那個民族的習慣。這些東西,都在中國看不到了。當然,中國幅員遼闊,所謂『統一』的文化是很難看得見的。但他們本來重視的『道德』,就只變了一個個的儀式。我看,這些都不能被稱為文化。」

「有一點是儒家文化圈還保留的。」賴廉士校長說。「就是求學逐利的文化。在中國的古代,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到現代,讀飽了書未必可以當官,但人人還是盲衝,將考試看得非常重。我想,這是一種不思考的習慣。做學問是為了求知的。不是為了求社會地位改變。如果純粹為社會地位,那該看看社會需要甚麼。可能對你提升社會地位更有幫助。」記者追問賴廉士將軍,是不是產業測量師加入了共產黨後就可以當特首。

賴廉士笑問:「那個念英皇書院的?」然後就不作評論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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