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二次創作令社會進步 抹殺創作一條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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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羅貫中評論香港針對二次創作的立法。

[ 本報訊 ]

小說家羅貫中(1280-1360)在編輯部辦公室穿牆浮入,向記者分享自己的創作經驗。

羅貫中直認自己的創作並非百分百原創:「《三國演義》除了我本人的生活心得之外,原型是來自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所注腳的史料,也當然有許多不同的文學家文章、坊間傳說,而且我也參考了不少說書人的講解方法。這就是《三國演義》吸引的地方。不能說二次創作就不是創作,二次創作就是垃圾。更不應立法禁止二次創作。」他笑言:「想想,如果明代禁止二次創作,你們就看不到《三國演義》。」

羅貫中繼續為二次創作辯護:「我們有成語形容這種二次創作的,叫『踵事增華』。其實因襲前人所為,而更加增添補益,我們社會進步、發展,不就是藉著前人基礎起步嗎?」

記者追問羅貫中崇劉抑曹的佈局,他不諱言:「這當然是有心的。如果打贏了的就是正義,這個世界就不會再有正義的人出來做正當的事的。我從三國歷史中,特別強調一件事。打贏的當然是英雄,但如果只有打贏的才是英雄,天下間人人都會不擇手段,甚麼醜事都能做出來;我刻意舉崇劉備,因為他出身草根的,心持正義、念念為民,這一樣是英雄。這就是文學的『真、善、美』。」

羅貫中言猶不足,特意向記者分析大族權貴的前途:「而就世家大族之言,不好好審度形勢,你們的下場就好像劉表、袁紹、劉璋一樣,偶爾給你當一方之霸,但最終不會成功。劉備、曹操、孫權的成功,都是寫來給大家參考的。也是為正義發聲的。」

杜葉錫恩:民主派一點都不民主 葉劉很誠懇

[ 特稿 ]

今晨離世的杜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 Tu, 1913-2015)正赴審判,本報截得杜葉錫恩作訪問,她起初誤以為記者有冤情上報,曾言:「我無代表市民發言,陰間事情你搵墳總」,但記者表明身分後,她樂於回答提問。

記者問杜太會否擔心在地獄遇見司徒華,她笑言:「司徒華的層次比我低很多罷。」杜葉錫恩指,司徒華和其政團是言過其實的民主派:「民主,不是你叫自己做民主派就是民主的。民主其實是從心裡發出,從心裡去追求的。」

她舉出例子批評司徒華及其扶掖的派系,認為他們唯我獨尊,不能接受別人意見和挑戰:「是不偏不倚願意坐下來討論問題,達到一個公平的妥協。真正的『民主派』是可以包容其他人不同的意見,願意和別人合作。但是香港這些所謂的『民主派』就一樣都做不到。那些自稱為『民主派』的人其實一點也不民主!」

記者質疑,杜葉錫恩支持的葉劉亦是反覆貳臣,而且驕橫跋扈,為甚麼杜葉錫恩認為她就值得支持。杜葉錫恩卻指:「葉太沒稱自己是民主派呀!她現在是十分實事求是的,那裡有錢,她就到那兒找奔投,這是誠實能幹的人呀!選舉時對選民誠懇、平時對政權誠懇,她的確是個誠懇的人!很可靠!」

據本報消息指,杜葉錫恩很大可能被判入第三層地獄,唯消息仍待閻王辦事處明午確認。

杜葉錫恩 (1)
杜葉錫恩接受本報訪問,點評現世人物。

二月三十日

「爸爸,爸爸,二月有三十日嗎?」

「無呀,最多都係二十九號。二月通常係得二十八日架乍。」爸爸很單薄,在雨中頂著傘,拖著五歲的兒子。

「點解媽媽話二月三十日我地先會見到面?係咪真係有二月三十日架?」

「唔係架。鴻仔,你記唔記得媽媽教你數大月小月呀,攞兩個拳頭出來。」爸爸肩夾著雨傘蹲下,點著鴻仔的拳頭,一手點著指骨,「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的數,兒子接著說「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的答下去,數完還像小時候學的,拍了手。

「鴻仔,二月係得二十八日架乍,咁二月會唔會有三十日?」

「唔會。」兒子的聲音更是失落。

 

鴻仔的媽媽很聰明,起碼人人都是這麼說。而且,人人看到他們夫婦都說愛情是盲目的,總覺得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鴻仔的爸爸乾癟頹唐,也不甚長進,老實說,這男人也覺得和自己妻子不匹配。他的唯一成就,就是娶了一個美麗的太太。從來天意也是弄人的,鴻仔媽媽逃不過紅顏薄命的讖諺。這個媽媽在孩子四歲的那年離開了這對父子,搬進永生之中。

 

還記得在年前媽媽還未進醫院,鴻仔曾問過媽媽:「媽媽會不會講大話?」媽媽在撒了那個三十日的謊後,搖了搖頭,笑了笑,也知道自己的才智不會令她長留人生,令她看到兒子成長。於是她才這麼靜,看著鴻仔,將兒子烙在自己的思海。

 

鴻仔不知不覺間就進了小學念書。老師覺得鴻仔很不會自理,於是特別關心,後來老師才知鴻仔單親,也多在課後教鴻仔如何做照顧自己。鴻仔較諸其他小孩懂事,過了兩年,他覺得班主任老師蔡老師,也就是教他綁鞋帶、梳頭髮、整理衣衫的蔡老師特別仁慈,就問蔡老師:「老師,二月有三十日嗎?」

「鴻仔,當然無。二月頂多有二十九日。去年的二月不就有二十九日嗎?老師在課堂講過那叫『閏年』,除了閏年之外,二月就只有二十八日。」

「點解二月無三十日?」鴻仔衝口而問。

蔡老師說:「是人的規矩。很多東西都沒得解釋的。為甚麼有些時間我們在馬路口要望左、為甚麼有些時間我們要望右、為甚麼我們的學校信仰天主教,這些都是和人的規矩有關。老師想,二月沒有三十日,也是規矩罷。」

「二月真的沒有三十日?」鴻仔不服氣,還在問。

蔡老師揭開手冊的校曆:「你看,二月不就是得二十八日嗎?」

 

鴻仔漸漸覺得,二月不可能有三十日。但他還記得媽媽的話,也深信媽媽不會騙他。

 

但時光沒有停滯。春風匆匆吹過,鴻仔爸爸已是滿頭白髮,剛退休,沒再打兩份工了,鴻仔卻像得丰標俊灑,二十歲的鴻仔在大學,那是他媽媽生前曾任教的大學。

 

鴻仔在大學念西方歷史,特別鍾情北歐的故事。他終日在大學的圖書館流連,從北歐的神話到諾基亞的生產他都要仔細認知,這種莫名其妙的狂熱,讓他在大學的時光,看起來有點孤單。不過,這種孤單其實在這十幾年一直沒離開過他。

 

鴻仔修的課,教授也對北歐史和北歐現況很熟識,於是鴻仔課後偶爾也向教授請益。但教授這天太忙了,他決定找法子打發鴻仔。

「你知道二月有幾多日嗎?」

「二十八日,不,最多是二十九日。」

「真的?你去找找資料再答我。」

 

鴻仔不明所以,明明二月就頂多有二十九日,有甚麼資料好找呢?

 

過了一個星期,教授見鴻仔又要來請益,就再問:

「鴻仔,找到二月有幾多日嗎?」

「不就是二十八或者二十九日嘛。不信你看看日曆。」鴻仔有點斬釘截鐵。

教授嘴角笑了笑,說:「真的?我不叫你找資料嗎?去圖書館找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的資料看看再答我。」

 

鴻仔急忙跑到圖書館再找,找到一本講瑞典歷史的書,上面寫著卡爾十二世擅長數學、也敢於創新,他修改了當時的儒略曆,但如何修改,書就沒有寫。鴻仔求知心切,翻了些相關曆法改革的書。他找到一本舊期刊,刊了一篇「The Reform of the Julian Calendar」的文章,他揭到那一頁,看到一張夾在期刊的相片。他急急拿開了相片放在案頭查看文章,原來,二月在1712年開始的瑞典,真的有二月三十日。他歡喜欲狂,雙眼發光!

「原來是真的……原來是真的,原來是真的。原來是真的!」他在無人的資料閱覽室對自己講。

 

他再看看那張相片。那是鴻仔的媽媽,抱著一束花,站在水池前,相片只泛微黃,相片右下的空白位寫著「第二十屆學位頒授畢業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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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有關二月的資料。

錢穆:共產中國不是中國 中國在中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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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就沈祖堯校長批評學生對《義勇軍進行軍》喝倒采一事,本報再次訪問錢穆(1895-1990)宗師。

錢賓四先生首先向記者講:「司馬溫公有一學生問他怎樣做人,他說只有一個『誠』字。有問怎樣叫做誠,他說只要不講假話。講真話就是誠,這是很難做到的,而且越是身居高位越難做到,因為他們很容易被物欲障目。」

錢賓四先生向記者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邪惡:「共產主義主張經濟決定一切的、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人心永遠向『和與安』而前進的。我們不能說人類永遠喜歡分着階級來鬥爭。共產黨為什麼要被批評和唾棄?須知共產主義推行,使人心不和,使人心不安,他背逆了人性、他是不道德的。」

今日港共之下的香港,親共組織每每挑起事端、執政當局不察民情,這正正與錢穆宗師的說法契合。錢穆宗師亦認為,正正是因為共產中國不重視中華文化,將中華文化的種籽殺死,盲目濫變,而不值得被愛護吹捧。

錢賓四先生補充:「今日中共當政,遭受大難、處境艱困,許多人逃至香港、新加坡,遠而及於美洲,這無非是逃難。『禮失求諸野』,今天在海外仍能找到我們中國文化,真是了不起。我認為,不在共產中國的華僑們,就像你們,在此大時代,負起我們中國的文化使命,責任尤重大,我們應如何使它可大可久,這有待於我們僑胞之自覺。不要反為認賊作父、不認同共產中國,不等於數典忘祖。認祖尋宗,知本識源,就自然知道共產中國消滅中華文化,我們不單要喝倒采,還要痛絕他們。」

一個果

在這個騙術橫行的世界,我想,向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我們熟悉的小島。一個,每小時有兩程船來往中環的小島。島上曾經住着這麼一群老人家,一群禮佛的老婆婆。

為什麼我說「曾經」?

故事要回溯到40年前。世間還沒有那麼方便的時候、人還是面對面談話的年頭,李小龍在那個年代離開了人世,但電影業卻沒因此衰落的年代。這兒是一個工業化的香港,這群婦人很少人離開了島去香港、九龍做工廠妹、也沒有嫁進好人家,頂多是嫁進寒門。雖說生活不是優悠,可是她們自由地活在這個社區中,那是一個寧靜的小島,那時候島上的風光,我沒看過說不清,但今日在山頂還有一株櫻花,春去後,人還會看到落霞。早在40年前的那個歲月,這群婦人已經結識了。

其中只有嬋姑是沒嫁人的。獨居、虔誠,每天會燒香、叩禮佛法、初一十五會禮頌《梁皇懺》。每年會有幾次盛大的齋會,鄰里畢集,好不熱鬧。

嬋姑家在村屋的地下。看起來儼然是一座佛堂。觀音高坐堂中,眼望門庭,來嬋姑家的,入門便會叩拜,嬋姑居處,就在觀音像之後,而每到黃昏,嬋姑就會虛掩其門。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來參拜,來者盡是主婦,有些是帶著孩子的,但他們都知道,嬋姑沒有收入。

參拜過後,主婦們會給嬋姑一些錢。嬋姑會在神枱拿幾個在街市買來的果,還給「善信」。「攞果個去啦。」嬋姑如是說。「善信」總有默契地拿起生果叩謝堂上娘娘。「善信」恭敬地拿走那個果,飲罷嬋姑的那杯茶。不知不覺,二三十年就這樣隨風而過。

好姐的男孫已經十六七歲了,但好姐仍記得有這麼一座「佛堂」。好姐在口袋拿了一張一百元給孫兒,吩咐:「去佛堂攞一個果黎。」好姐催促狐疑的男孩:「去啦,快啲番。」

經過街市、超級市場、生果舖、剛營業的甜品店,好姐的孫看到了閘旁的觀音。「阿明仔你黎左呀?真乖,真乖。」可是明仔一直覺得這是個騙局,嬋姑是個騙子,所以從來都是沒叩也沒拜,今日也一樣,只是如實地將婆婆的一百元端給嬋姑。「攞個果畀婆婆啦,話佢聽隻腳唔好就唔使特登黎啦,有心就得,乖,明仔真乖。」

明仔一步一步行回家,悶得發慌的他數著數著:七百五十六步。嬋姑放下佛珠,扶著神枱、氣喘的站起身,向觀音鞠躬,希望觀音收納剛才為好姐念畢的七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佛號。

明仔拿著分明是十元一份的三個橙,走回家。放在餐桌。但這三個橙不像以往一樣由好姐呈到神枱拜過去分掰,而是長放在餐桌上了。

好姐沒福氣收到觀音的祝福,忽爾又劇痛,原來不聽使的左身好像更不聽使了。復發了。不久好姐就隨觀音蓮駕西去,起碼,主持喪事道士們拿著那些道牒如是的告訴好姐的家人,告訴明仔的。

嬋姑也有來到殯儀館,帶著佛珠。在三鞠躬後,拖著龍鐘的身軀將一個厚厚的信封塞在明仔媽媽的手。嬋姑眼中沒有淚影、面上也沒反分哀愁。她只是寂寞地坐在靈堂的西角望著好姐的遺照。明仔還是鄙視著嬋姑,因為他不知道那信封藏的卻是好姐獻佛的大部分花果金。葬體以後,明仔也沒再見過嬋姑了。

一年過去。今年不與舊年同,領走祭果的老人越見零落,而齋宴也好像停辦了,香火當然冷清。嬋姑在佛堂煮不了齋,又跪不上跪墊了。嬋姑看看那鏽跡斑斑、空空如也的嘉頓餅乾盒,盒子只剩五六張鈔票,她也忽爾覺得安心。

這夜,佛堂不像往日一樣在黃昏關門,斜陽在佛堂帶走嬋姑。嬋姑睡著似的離開了塵寰。

夜了,巡警看到沒關上拉閘的佛堂,連油燈也枯滅了,才發現嬋姑的遺體。佛堂前的那個果玷了塵,也沒人再碰、更莫論拿回家。神枱果漸漸乾癟,再沒法承著街巷間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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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果》Angryangry繪,2015十二月)

雞尾酒會效應? 布魯德班特:接收總有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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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心理學大師布魯德班特解釋「雞尾酒會效應」與學習關係。

[教育專題]

認知心理學大師布魯德班特 ( Donald E. Broadbent,1926 – 1993 )到臨本報編採部,分享自己對「雞尾酒會效應」( Cocktail Party Phenomenon )的理解及對學生學習的影響與關係。

布氏指,「『雞尾酒會效應』其實是人的一種聽力選擇機制,人能在雜訊中談話,其實都靠這種特性。研究發現,全神貫注地和人的談話,就會忽略背景中其他的對話或噪音。這種現象令我們發現了人類聽覺系統中,令人驚奇的能力,就是我們可以在雜訊和噪音中選擇到我們要聽到的資訊。這絕對是認知心理學的一個有趣發現。」

布氏繼續解釋:「舉例來說,當我們和朋友在一個雞尾酒會談話時,儘管四周的噪音很吵耳,我們依然可以聽到朋友說話的內容,這個現象其實和我們的集中力有關,只要集中與對方溝通,就會聽到別人說甚麼。」布氏打趣的即場舉例,指縱然編採部的電話響徹,記者都能清楚聽到布氏之言,其實就是演繹了「雞尾酒會效應」。

「又比如,遊歷異地,四周交談的語言都不是我們的母語時,我們可以注意到較遠處以母語說出的言辭。我們所注意的聲源所發的音量,其實未必是很響亮的,但感覺上會是其他同音量的聲源的三倍。其實要發現這事不難,只要將不同的對話用麥克風錄下來相比較,就可以發現很大的差別。」布氏將自己的研究方法向記者闡釋。

「這和我們的心理慣性有關係。腦海中的習慣,讓我們較易留意到熟悉的東西。」布氏指,中國古代的「孟母三遷」,其實就是要令孩子留意與學問有關的東西,令他更能專注在學問中間。

但布氏同時指,「其實這也說明了太早教孩子東西的壞處。有不少家長認為,及早讓孩子學習更多的東西,是『贏在起跑線』,但他們沒留意到,太早塞滿、操練孩子一些不必要的詞彙,例如『Astronaut』、『Orangutan』這些與成長不相關的字,反而會令孩子視日後的學問為雜訊,只留意到最深刻、熟悉的字詞,更加不利學習。所以,其實只要在健康、安全的環境由孩子自由成長,不必太過心急的。反正孩子一路長大,是會一路學懂東西的。」

南丁格爾:戲子在社會的地位不高

[ 本報訊 ]

「上帝派來的天使」、英國護士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1820 – 1910) 向本報表示,沒有護士的照顧,當兵的死亡率很高。

「醫生是來診症,護士才是照料護理病人的關鍵。在戰爭中的環境惡劣,如果沒有護士,許多傷兵就會因環境惡劣感染其他病症,令病者受更大的煎熬。」南丁格爾如是說。事實上,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南丁格爾目睹醫院的不良衛生情況,繼而提出改革。英國傷兵的存活率得以提升,南丁格爾亦因為護理功勞而受勳。

記者問南丁格爾是否認為護士的社會地位不高,她笑說:「誰來定地位呢?不就是社會的人嘛。在我生活的年頭,人們不知道護士的重要,覺得護士是婢女僕人,沒有專業知識,可以隨意替換,所以就會有『地位不高』的感覺。但比如你住在醫院,給你診症的醫生每天只見你一次面對罷,你最常見面、照料你的不就是護士!他們看顧你的情況,沒有他們的照料、或者他們輕率照料你們,那你們和自生自滅有分別嗎?」

記者追問南丁格爾對職業高低的看法,她說:「有些人說職業無分貴賤,我看不是。有些不尊重自己職業,草率工作的人,他們坐著的崗位誰來做也分別不大,所以就會不獲尊重。近來你們的總編邀請我看了齣新劇,有個男戲子演來演去都是那幾個表情,或許是眼太細罷,沒甚麼神態,這些隨時可換、不留痕跡、沒有深度的空洞演出,才導至陽間香港戲子地位不高,任人侮辱,你們的總編說,他好像是當兵才被人認識的。我倒有點不明白,又不是高大強壯,當兵也不好看,為甚麼會有人認識他呢?真奇怪。但怎說也好,有些戲子他們努力讀書、揣摩角色,那些會受我們尊敬,因為他們尊重自己、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做人做事,本來不就應該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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