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人大等如法術

[特稿]
鬼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1902-1997)聽聞鬼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某珠聲言「人大等如法律」甚感不滿,予以強烈譴責。

被自己「同志」批鬥的彭真。

彭真指:「只有黨的旨意才是原則。但法律終歸法律。對於黨,人大是法術,隨時可變,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因利而變的。」又指罵「不懂就來北京深造,別丟人。」
彭真又指:「香港問題嘛,早有定論,你譚甚麼是香港人,那輪到你發言。一定是聽外交部的、聽黨中央的,要緊抓黨的教導!你們這些胡說八道,別有用心。要不得,該寫悔過書反省反省。」

所謂中共「八老」的彭真生前一直主力所謂法律工作。

貝爾:香港永無寧日 無謂搞到咁柒

加拿大工程師貝爾遊覽香港之後,接受本報訪問

 

貝爾(Alexandar Graham Bell, 1847-1922)於12月25日應邀到港出席香港保衛戰紀念活動,期間到香港的茶餐廳享用晚飯。

 

但他感覺到十分驚訝,「為什麼你們可以在這麼高分貝的環境下生存?」他在記者面前高呼。

貝爾聲稱,他在茶餐廳用膳的時候,正在播放着一齣以茶餐廳為主題的低質素電視劇。劇中人在他們用膳期間互相指罵,潑洒奶茶,並且有長者將互聯網討論區的術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顯得異常突兀。例如有老婦人以「有圖有真相」造句,並突然高聲呼叫。

貝爾質疑此劇的音量處理有問題,「這簡直超過我對人類日常對話的音量預期。過多噪音會造成更多的弱聽人士。編劇在撰寫劇本時,應該考慮噪音的後果。」他指,在科技發展之洪流推動下,人們不應該越來越嘈雜,因為古人在山間對談才需要叫喊,而自從有電話出現,人們就應該可以輕聲說話,在有電子短訊工具之後,「你們說話也可以更不擾人才對。你們的電視劇不是雅典的劇場,又不是京劇,根本不必叫囂。」

 

貝爾真心稱讚,香港人是加拿大人的戰友。但他同時補充:「近年有些人來加拿大只求福利,感覺上好像格格不入難以融入我們國家的生活似的。其實我們加拿大歡迎大家,只是我們這個國家都要大家盡力貢獻,不能光來分享自由的成果。比方說,我幫軍方研發水翼船,不像有些人,在網絡電台和面書專頁攫取讚好和小恩小惠,還自稱智囊。祝福香港在新的一年事事順利。」

貝爾拒絕收受本報準備的果籃,並指自己是專業的工程師,來講說話不為收受利益的,不要培植歪風。

屍觀點:還有用嗎

目的先於手段。
簡單來說,就是先考慮某事的目的,然後決定手段。今時今日香港瀰漫著一種說法,是「做甚麼都沒有用的」說法。於是我們又跟著這些謬論自我實現,眼白白的看著法律制度崩壞、眼白白的看著北方政府對我們的民脂民膏予取予攜,許多人,包括我今日看到的周姓區議員也問,做甚麼抗爭,例如遊行,還有用嗎?
鑑評是否有用,則看該舉動是否達到目的。如果以結束共產黨在中國一黨專政為目的,那麼在香港高呼一萬種不同的口號也是沒用的。結束共產黨的專政,方法是解散共產黨、分裂共產黨和消滅共產黨。任何一種能夠做到以上行為的,都可算是「有用」。但明顯在共產黨鞭長莫及處叫叫喊喊,對他們的利益絲毫無損,那任你萬喚千呼,都是無用。
說回香港的問題。假如我們的目的,是阻止他們搶掠香港的庫房,那麼,事情要辦不難。只要套入以上的理由想想,就自然分明。當然,這兒有些方法是不能直接說清的,否則我會犯上「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而身陷囹圄相陪朱經緯了,但大家都明白他們搶掠的方法,就是盲目的大興土木,經過議員中大部份認同分贓的議員同意而去瓜分香港的庫房。這些都明顯放在大家眼前的。而解決方法,就是打中痛處嘛。增加他們做這些事的成本,這就是「有用」的方法。
好了,遊行還有用嗎?如果遊行的目的是籌款,那可能有用。因為有些人還不懂用paypal等網上轉帳工具的;如果是為了表表態,那就開始沒用了,因為你走出來是為了做甚麼?捐錢?捐錢用來做甚麼?養住一批批在立法會門外露營、然後被抬走、最後讓議事規則被修改的人?目的不明,這種手段就可能沒有用。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拉政府上談判桌談某些議題,那麼罷工、罷市、罷課,中斷社會的生產力是有用的。不過做此之前,必先有足夠的準備,如果像泛民今日抗爭的草草兒戲、市民人人都看到泛民代表與建制言笑晏晏的和煦模樣,我相信講出來也不會有人傻得會參與。
於是回到題目的本身,如果要想「還有用嗎?」就得先誠實地釐清自己的目的。然後才想怎做有用。如果只求為證明自己存在和感覺良好,那不如跟蔡東豪先生報名參加長跑比賽好了。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講明的是,就算你做了「有用」的事,也不必一次就成功,因為別人的基業也不是光靠一張嘴煽惑出來的,我們的敵人用了近六七十年的時間鞏固自己的邪惡統治,一次兩次衝擊未必可以立即擊潰的,但光打嘴砲,不痛不癢就更加無用。

屍觀點:年輕人還有沒有出路?

[青永屍]
施永青於12月20日在其自資刊印的報紙專欄《C觀點》表示香港的年輕人沒有出路,再引詩比喻年輕人在懸崖看到無路時應該跳下,出路就自然出現。
幸虧這篇文章刊得遲,若不然蔡若蓮的長子跳樓自殺就得歸究到施永青的頭上,害施永青落得個涼薄罵名,因為若蓮子躍下只找到陰司路。但在評論之前還得提醒,最好別讓若蓮的次子看到,始終鼓勵他人自殺在香港是犯法的。
事實上,年輕人要的是冷嘲熱諷和重重路障嗎?他們還要更多的打擊嗎?還是他們需要一個關限較少的社會呢?這些問題大家心中有數。這一代的年輕人背負學債,注定窮忙,在極高地租的環境下只能屈在辦公室做沒出頭天的白領,你覺得純粹靠冷嘲熱諷、勸他們自殺可以走出困局嗎?
年輕人在香港的確難有出路。因為有非常多的既得利益者擋住了他們的出路。年輕的一代不可能用自己的薪水置業、僅能冒著高風險的投資環境去競逐蠅頭小利,有些在科技工作找尋缺口突破的,又容易犯上香港的法律,年輕人,的確是看似沒有出路的。但沒有出路是不是就要在懸崖一躍而下,終結自己暫時看不到未來的人生呢?還是可以向社會較有能力的富人尋求協助,要求這些坐享財富的人善盡其社會責任,一同開創可行的道路呢?
到今日,你們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有幾多年輕人因為絕望而自殺呢?

(圖片來源:明報即時新聞)

今日香港的年輕人為甚麼如此討厭你們?除了是你們的冷血、涼薄之餘,年輕人在你們的嘲諷之中看不到甚麼關懷和善意,只看到對立和厭棄。動不動就罵廢青、叫人自殺,你們活了這麼久就是學懂這種教養嗎?這是一個甚麼的世道?這是一個殺子的世道,一個消滅新世代的世道。還有沒有出路?有,在特定特權階級消失並被重新分配其財富後可能有。但在今日的死局中,任年輕一代再爭氣、再像你們那一代般的「努力」,答案也只會是:沒有。

這根本不是議會抗爭

[青永屍]
「今天是民主運動最黑暗的一天」,這句話在我們耳邊聽過不知幾多次。但站在黑暗面前,我們做些什麼呢?

在本屆立法會會期的最近期會議之中,我們看見了所謂的抗爭,包括有邵家臻議員使用防狼器試圖中止會議、陳志全議員將自己綁在座位之上、楊岳橋議員被主席提點後返回自己座位等等的所謂抗爭。與其說是抗爭,這些倒似是一些表演、行為藝術。當然,有些人會辯稱這些東西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行為,既文明又符合香港人的原有「溫文而受教養」的本性,但事實、結果都明顯反映,這些所謂的抗爭,根本就是示弱,於事無補之餘,只是貽人笑柄。


所謂抗爭、反抗,就是不讓權貴好過,讓有權的人和我們分享權力,讓無權的人生活不致受苦。在立法會外搭帳篷,穿着西裝拍照,會讓嗎一個權貴不好過呢?令誰會過得好過一點呢?在獄中的兄弟們,包括泛民常常提及的13+3和其餘的百多人會好過一點嗎?在窮忙而又需要肩負沉重稅擔的你和我會好過一點嗎?難道大家都想不到做什麼才能痛擊這些權貴嗎?才不。只是大家不敢做,縱然有人忽然有膽量肯做,大家都不願看到他們做,甚至這些和平抗爭者,心地善良得要阻止他們做。

好了,就當說抗爭的場地必然要在議會、街頭抗爭那些暫時擱下不表。那麼,這些所謂的代議士準備好了所有的抗爭嗎?到關鍵時刻,有真的投過票嗎?有認真的準備過自己辯論嗎?有做好政策的研究嗎?有和自己的選民聯絡過嗎?有將市民大眾的聲音帶進議會嗎?有打中過任何權貴的要害嗎?講得再坦白一點,這些所謂的泛民主派連做一個基本的政治代理人的水平、在這個變態的政治生態之中傳遞市民意見的能力也欠缺,只是拿些空泛搞笑的比喻來遮醜,還談什麼抗爭?別再拿拖延、表演當成抗爭,這樣做只是待價而沽。而你和我都知道,這些空轉只是出賣、淘空香港的其中幾拍。我們已經夠多共產黨安插的騙徒在支薪,如果你們無膽無力真抗爭,那不如別再蹲在建制系統,發出你們為他們維持正當性的聲音。

再說,這個扭曲的政治系統之中,你們還奢想可以做甚麼嗎?你們要冷水洗洗自己的臉,換來幾秒清醒嗎?眷戀這些財帛,做港式人大,就是泛民呀,你們留在議會的唯一意義。

總辭罷,如果你們還想做甚麼抗爭。

屍觀點:拙劣的楊岳橋

[青永屍]
我常常說今日的香港人難成大事,因為多半的香港人都是思慮不周,顧此失彼的。而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絕對是因為思慮不周、手法拙劣、顧此失彼而壞事的一個。
在12月17日,楊岳橋在其facebook表示,將要在2018年3月11日「把保皇黨摑到口腫面腫」;但在12月19日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他就自己婚宴邀請他口中所謂「保皇黨」的建制派到臨飲宴一事,辯稱自己當黨魁不能「小器」,所以自己又邀人出席自己的婚宴。
前後矛盾的並不只一次。在他於議會發言說過要有必死準備之後,眼見陳志全被保安抬走,他袖手旁觀;在所謂力抗惡法之中,他不過是架起了一個帳篷。
姑且稱之為拙劣。因為這種手法究竟騙得了誰呢?我相信連楊岳橋自己也覺得醜。不過,這些政客根本不會覺得前後矛盾、表裡不一、朝秦暮楚有甚麼問題,他們斷送的只不過是他們可以隨時離開的香港。對於香港的興衰,他們其實不必關心,但可能對於自己的議席,他們卻得仔細留心。我不是強將我的話塞進他們口中的,你看他們在修改議事規則後,第一件事就是講要在2020贏36個議席,就可見他們無心抗惡,只求營私。
沒有甚麼可以再講,以下的評論不妨大家仔細參詳:靠這些爛人可以找到出路嗎?我們真的需要這些拙劣的戲子為我們做些甚麼嗎?這些人在關鍵時候棄兵曳甲有之、東拉西扯不了了之又有之、到你質問他們時文過飾非的又有之,不如這次大家周詳一點的想,你還要靠他們嗎?

人物專訪 白遼士:生活從來不容易

[非常鬼語]
一陣長笛聲吹過。法國作曲家白遼士(Hector Louis Berlioz, 1803-1869)沒有彈琴迎接總編輯,因為,他根本不懂彈琴。
「不懂彈琴也不是甚麼問題。我是個作曲家,我懂的是音樂。」白遼士如是自圓其說。其實仔細想,這話也沒甚麼說錯。人生,時間並不算太多。
「做任何事情其實都是燃燒生命。你寫一篇文章,講一課書;我寫一篇樂評、作一首交響樂,一樣都是在耗費人生的時間。」白遼士想了一想,「《浮士德》也是如此,用自己的靈魂去換一點一滴的享受。這些你和我都曾經想過、許多人都的確做過。」
寫了《浮士德的天讉(La damnation de Faust)》的他,忽然又提起賣靈魂的浮士德,似乎意有所指:「如果真能賣靈魂換富貴的,那麼也倒划算。但許多現實情況,賣靈魂只能餬口、僅足數餐飽暖。但不賣靈魂就得捱凍捱窮。這是根本不需等到天譴,因為這些宿命本來就是被詛咒的。」香港人呢?我們的靈魂呢?我沒有開口問,因為答案早在你和我的心裏。
白遼士的作品在他死後才漸獲重視。他生前不能靠作曲維生,反而要不斷寫一些自己不歡喜寫的音樂評論,他寄語香港人:「暫時困難暫時貧是必然的。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簡單。但生活艱難不等於沒有方法生活。如果單從一個個體來想,人活著是為了求生,而生存的意義為了世界更美好,那麼,你就可以用這信念作為路標,找到人生的方向。」白遼士笑了笑。「我到死、甚至死後也沒有學懂彈鋼琴。因為根本不是別人說的方程式就是我成功的方程式。」他揮手向總編輯作別,拈起那閃閃生輝的長笛,折射冬日耀眼的晨曦。

屍觀點:為何天不從人願

[青永屍]
中學會考的文學科有一課叫《賣炭翁》,詩人白居易(按:並非港共政府的新政「白居二」)記錄了中唐的貧苦悲慘生活,在天雪天下的賣炭老人,居然為了自己生意有起色,不理自己老弱風寒衣正單。詩人看到如此慘況,提煉了一句沉痛的「心憂炭賤願天寒」,永誌這種矛盾的心境。
在那個坐在課室窗邊的年頭還未識得這句說話的深刻,在那時候只覺得這個老人很可憐。到長大後才明白,這個世界總是如此荒謬。
只要置換一下場景比喻你就會明白。如果一個醫生希望自己盤滿砵滿,那麼他「心憂藥賤願災瘟」,這個世界又會怎樣呢?(事實上,在今世有不少陰謀論表示當代疫症有些是由藥廠自製的;而電腦病毒又往往是由防毒公司製造的)又如果一個義肢業者希望自己生意更好,祈求地雷數目增加/掃雷工作減少,這又會是甚麼世道呢?如果希望環境變差而自己得利,這是多麼狹隘自私呢?
燒炭工人當然不是甚麼傷天害理的人。只不過是和你共我一樣的艱苦百姓。而且也和你共我一樣,為明日、後日而擔憂,有這些先料理自己的想法,也沒有甚麼過錯。但如果整個社會都瀰漫這種短視之見、自私之願,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出口。
但求「天從人願」在宏觀角度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各有自己的專長和相關的利益,自然各有所願。香港有樓階層希望樓市節節上升,如我這樣的無殼蝸牛但求有樹遮蔭,如果「天」是個人格神,也可能要面對「順得哥情失嫂意」的苦惱。
但幸虧人類社會並不盡是神權統治。公共資源分配理論上不應因為偏愛某些種群而傾斜。如果真的理性平抑民怨,那麼政府不如做些好事,先保障欠缺基本生活的窮苦,再教社會安享自由競爭。但這和賣炭翁的願望一樣虛妄。因為香港現在已經是一個極權管治的獨裁社會,一個獨裁的極權集團,只會消滅對抗他們的聲音,縱觀世界各國,極權者對異見的分別,只在用愛與和平來消滅(例如買掉你的傳媒、用司法騷擾迫你收口),還是來硬的。
看過六四的你和我、還未忘記銅鑼灣書店事件的香港人,你也不難猜到,我們北面的殖民者,只會來硬的。

根本沒人愛普通,也沒有傳奇

有年輕讀者找我討論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發展趨勢。我想了好一陣子,也想起這個新時代的世界嘴臉,於是動筆寫這篇文章。
文學究竟是甚麼?文學就是人學。
文學就是為無聲者發聲的一種學問。因為文學寫的就是人的心聲。
有些人說文學是市場學,這也不算甚麼大錯,因為文學如果脫離了人,脫離了市場,那就光是一個高懸辟邪的匏瓜;但文學又不能完全屈服於市場,成為鄙俗的垃圾,正如常人不會用黃金堆成一個旱廁,因為這就浪費了那光澤。除此之外,文學必須有改正人心的作用,這在二千年前如是、一千年前如是、現在如是,一千年後,也應該如是,否則人類社會只會在衰微之中越變越壞。
既然文學是人學,那麼在這一個世紀,「人」應該放在一個怎樣的定位之中呢?我們在這個世代之中還會否信仰人定勝天的哲學呢?在那個反戰的和平世代,我們的人文世界高唱和平高唱愛,於是強調「愛」的作品在大家身邊出現。那麼今日呢?愛好像有點落伍了。我們早在川普上台之前,已經明白「愛」在後現代的世界中變成一個騙人的藉口。不少人藉愛來作侵略的藉口,反之「用怨恨才同仇敵慨」,原始而野蠻的仇恨才是人類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主調。
但這才教人覺得可怕。野蠻、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就是今日北京城的悲劇成因。今日北京百計千方趕絕窮人,仇恨那些外來的草根階層,恥與貧民同城,於是在冰天雪地下趕絕他們。這當然是駭人聽聞,但這些並不是小說的橋段,而是活生生的殘害百姓。
普通人的生活要不要關心這些千里之外的慘烈?要。要從千里之外的慘烈反省。看看我們對自己同城的同胞有沒有犯上相似的錯誤。要想想自己的良心有沒有這種可恥的行為和心態。「見不賢內自省」,這是古聖賢教我們的金科玉律。不過這種「普通」的平凡想法,並沒有被看重;漸漸,高傲無知的人將歷史寶貴而重複的教訓變成普通母親在冬天叫你多穿寒衣的叮嚀。今日的世界,根本不是「大家都愛普通」,反之就是大家都有一種盲目的急燥,對於一些千百年來反複實驗的人性抱持懷疑,在盲目中找尋那千幾年前已經指明的「出路」。
傳奇?沒有傳奇。因為我們在這個越趨平等的世代,人人都覺得自己會是必然成功的下一個,所以就算那個成功者與你精通的範疇相殊,人們依然覺得覺得那份成功唾手可得。當人人想將成功看成唾手可得,這個世界就再沒傳奇、再沒故事、再沒人性,到尾,再沒有人重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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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港人辯論法

和健吾講起,如果隨著別人的喜怒而寫作,恐怕就永遠不會再有文章寫成。因為香港人的那些「怒」是不可理喻的,動不動就說「你枉為人師」、「你堂堂一個著名唱片騎師」,就如何如何,仿佛吃頓飯也犯了彌天大罪似。其實這些是犯了不當前設的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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