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觀點:甚麼是罪

[青永屍]
「罪」這個字本來應該是描述人和神的關係,人背叛了和神的約定,就犯了罪,於是世世代代都要以死亡來贖罪。後來我們的人類社會有了成文的約束,那叫法律的約束,於是我們如果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共識,就叫犯了法。強姦是犯法、偷竊是犯法、殺人是犯法。
那麼犯法和犯罪是相等的嗎?法律學者有他們的說法,我沒有深造過法律,只能用文辭來推想。
以我的理解,罪和道德有必然關係,罪行必然違反道德。屠殺就是罪,因為人沒有資格剝奪他人生命;用化學武器諸如橙劑、芥子毒氣夷宗滅種是罪,因為趕盡殺絕令文明終結生靈塗炭而且無可補贖;這些叫罪。強姦少女,令婦女一生受害,這是罪,我相信這些大是大非大家都同意,但如果因為生活所迫而鋌而走險,又算不算違反道德呢?
社會的折衷是:這些人是犯法。法律法例就是社會共識的規範,犯法就是破壞了社會的秩序。所以,街邊撿紙箱婆婆賣去紙箱就算是犯了香港的法;某些人假結婚不被人發現,在港產子領綜援,然後回到中國大陸享用,這就不叫犯法。

可見犯法未必和道德有關,犯法是衝破了社會共識的必然,如果社會默許不道德的話,有罪也未必犯法。伽利略在1633年不同意地球是宇宙中心,堅持太陽才是,就犯了法,被判終身軟禁,禁止再有著作,原有著作盡為禁書。思想不符合大眾,也有可能犯法的,特別是在封閉專制的政體下,挑戰權威,已經是犯法。說出真相是有違道德嗎?不。但社會可以判成你是犯法。
今日,香港的政治問題癥結是權益分配問題。香港的利益與香港原來的人,即是你和我,似乎越來越遠。我們甚至連要解決一些基本需要的權力也沒有,因為我們無法用選舉加入建制、因為抱有異見,不被吸納在任何政治架構之中。我們眼白白看著新殖民者一邊說著血濃於水、一邊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民生日用、甚至是言論、思想自由,這種生活大家都覺得活不下去,於是和建制衝突。起初我們都信任談判、議會內抗爭;後來生活再差了、大家要飲鉛水、交一些額外的大白象建築費了,政府也越見橫蠻了,連擄人過境也做過了。在那時,像那些「左膠」不做成財物損失的激烈示威也不能做嗎?這有違道德嗎?
其實我沒有答案,因為我知道我們這個社會根本不重視道德。我們只以為法律至上,根本不會想想甚麼是道德。道德在這個社會只是一些藉口,一些劫掠的理由;我們居然認為因為人人要蠅頭富貴、要買到領匯股票而出賣公屋居民生活的環境;我們這個社會只要發財,一切都能說過去,道德?人家不用謀生?道德?人家不用賺錢。我們不知幾多人覺得到自己有權力時可以照舊的為富不仁,於是在這些地產霸權橫徵暴斂下默不作聲,甚至深信炒賣投機才是至上真理。公平?自由?互不傷害?私產保障?社會多元?這些根本不是我們社會應有的道德。我們的道德只有錢。有錢就有道德,對不對?
如是,在香港,為迫遷村民鳴冤叫屈,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的示威者阻人發達,當然是罪;佔領旺角金鐘,反對被剝削原有政治權利的我們,一樣是阻人發達,在這見錢才眼開的社會,怎麼不是罪?「警察還不是打份工」,你指出他們瀆職濫權,是不是打碎他們飯碗?怎麼不是罪?
如果罪真是指神和我們的一種關係,不是社會那些所謂的共識,而神又如經上所載的正義仁愛,衪恐怕也會看不過眼,這麼自私的一座城,用自私訂立法律,由執政者按所謂的最大利益,不斷挫敗其他人的先進思想,誰個可以說自己無罪。

屍觀點:為甚麼不恐懼

[青永屍]
春秋時代齊國有個執政大臣叫崔杼。崔杼殺死了自己的國君莊公,然後,齊國的太史將這件醜事記錄,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知道,殺了太史,要繼位的太史再寫,這繼位的不改,當然是被崔杼所殺,到第三位接任的太史季來了,崔杼再次要脅,太史季堅持不改。太史季說:「你殺了我一個,其他的太史,一樣都會揭發你的罪行。」
有朋友和我提起這個故事,也問我為甚麼這個國度再沒有這種人。
因為我們怕死呀。太史季不怕死,因為他知道他的身軀就算不在了,他的使命還有人繼承,直到天地終結的那一日,這份使命還會繼續。於是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說出真相就被這份勇氣和無盡的生命延續。但今日呢?我們死了,就是死了。執政者不單會把你滅種夷宗,還會挑動你的弟子門生、兒孫後人來清算你,血緣友誼甚麼甚麼的,在短暫的利益前都可以反面不認人。
在還未有佛教傳入的中國,我們有一個叫《愚公移山》的故事,列子寫了這,也說明了生命的任務在人心之中可以不滅,日在天上、心在人中,正道常存的話可以萬古不滅。
當然,這是聖人的勇氣。
今日香港當然是人心惶惶。大家覺得眼見的也未必為真,而又顯見反抗無路可行,眼下既無可戰,於是,人心惶惶是正常不過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俯仰由人是弱者的宿命。我們認為這份生命活不過百歲、害怕一切消失也無可厚非,我們或許連自己也無法說服,為自己當家作主,究是有何正當性呢?我們說不準,於是我們恐懼,我們知道這些事後繼無人,我們知道這城要終結了。
我想不到有甚麼理由不恐懼,又或許說到這兒,你閉上眼,會聽到這些聲音:
「哦」。
「是嗎?」
「死了嗎?」
可以怎樣?沒怎樣。認清恐懼的本身,這種恐懼也有原因,想透了,當然有解決的方法。

迂叟集:無知好處多

人間的知識多如牛毛,所謂知識普及當然是極大的宏願,但又真是談何容易呢?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知識,人們尚且可以不明所以的照著別人的做法做,胡裡胡塗的活下去;那些與他們生活不相關的呢?他們知來做甚麼?你試試在香港和別人說你懂核聚變的原理,人們也不會理你。

不求甚解在某些特別環境是「經濟」的。你只依別人叫你的做法做,看似就不會起衝突;做孝子本來不也是這樣嗎?移孝作忠,順民堪受千古歌頌。久而久之,無知在人間世不是甚麼可恥的事,「難得糊塗」也不是甚麼氣話,糊塗才是人們的座右銘,甚或有人認為,我得靠無知才能生存。

香港呢?當然亦是如此。我們是強調順從權力的華人社會,無知在我們社會當然受歡迎。如果不是無知,又怎可能人云亦云?我家中的不少長輩,看過報紙上親政府作家的揣測歪理,就急急引述轉載,生怕這些怪論轉發不夠七次就會惹上惡運似的,於是甚麼不支持警察打人就是支持賊的歪理、甚麼質疑政府濫用民脂興建垃圾「基建」就是收受外國捐款之說甚囂塵上,儼然一金科玉律似的,這亦是無知所至。

《1984》中的反諷說「無知就是力量」。這句話在1966-1976年的神州大陸應驗。文化大革命就是利用無知的偉大力量來破壞,夷平文明、掃蕩常識。無知的威能很少人提及,簡直就如帝王之術一樣驚天動地。

不鬧著玩了。無知的確是有好處的。對於正面上進的人來說,無知就生出好奇、無知也是無懼的基礎,無知也可以是創意的土壤。不過在香港,無知似乎沒有為香港人帶來以上好處,而且這城中的無知人也不見得有甚麼創意。因為在香港,無知是「經濟」的,無知在建制是青雲直上的捷徑;鼓勵無知的社會連嘗試的勇氣也沒有,終歸嘗試牽涉未知的風險,並不化算。於是,在港無知的人特別疑雨疑雲;就算有人推說是神是鬼,將明明白白前人用科學說明清楚的事都推到迷信之上。對於騙子來說,香港簡直是福地,沒那麼多無知的人,怎養得下這麼多騙案;對政客來說,香港簡直是樂土,怎麼可能會有一個這麼容易混飯食的樂園呢?

你說對嗎?
無‧知‧好‧處‧多。

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災難,謠傳海鹽將受污染。甘肅蘭州民眾爭相搶買食鹽,場面混亂。先莫論食鹽抗輻射之無稽,中國食鹽以湖鹽(新疆、青海)為主,千里之海的海水污染,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如是場面,在港在澳一樣出現,可謂相映成趣,足證「大家都是中國人」也。

屍觀點:真相又如何

[青永屍]
遊台北時,在台北車站想到兩年前的一陣網絡小風波。那刻網友們努力地嘗試還原八仙嶺事件真相。事主張博士在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再次否認自己有吸煙。而其時,他抛下了一句堪足玩味的句子:「其實,真相,你找到又如何呢?」
真相,給你找到,又如何呢?
香港人誰不知道興建高鐵造價太高,而且效能極差呢?香港人又有誰不知道,今日又中聯辦、港澳辦等機構已經滲透大家的各項生活呢?又有誰不知道,你的生活再不如往日呢?又誰不知道,有一代人已經在這個城市沒有明天?
但香港人似乎是有這種信仰的。之前有些有識之士說這種叫「習得無力」。
我說這是不負責任。
眼前的真相總有原因、總有源頭。任你有千個議題好、萬個議題好,大家都顯然知道,今日的香港,是因為大家的漠不關心而腐敗了。既然大家都知道香港今日被破壞了,其實關鍵要做好的,就是將香港擺回正軌。要積極解決、要念念不忘,並不是沒有可能的。要決心做好一件事,要決心扭轉敗象,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只不過,對於很多人來說,香港只是一個客居地,一個可有可無的臨時棲息地。
但真相是,有這樣逃避想法的人,去到別的城市一樣生不了根。換一個角色來想想,比如你是外國來港的商人,你想,有事的時候你會走了的,於是是否融入香港對你來說是件可有可無的事。那麼你就會覺得要辦自己的兒女入讀本地學校成本太高、學香港的話太難、要用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不了,我還是會走的。這個城市的事,與你無關的。興與你無關、衰與你無關,當這個城要宰你的時候,就只能任人魚肉。
真相?就是這樣。但一日沒立定決心、一日沒積極變化,單單知道真相,又如何呢?只能埋怨港鐵又壞、只能埋怨北方的污染物又來。除了埋怨,就沒有其他了。

屍觀點:填平船灣太荒謬

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兩名學者認為,香港可用土地不足,人口增長又未見有減少,建議填平船灣作住宅用地。

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學者黎偉聰與鄒廣榮建議填平船灣。

荒天下之大謬。
但這些荒謬之事,這二十年來實在太多太多了。
先回到水議題,聯合國2012年《世界水資源開發報告》指,估計到2030年,全球有47%的人將會生活在嚴重缺水的地區。可見淡水資源越來越重要,全世界都對自己的淡水資源珍而重之,怎麼可能將自己的水塘填平,用作豢養更多的人?
香港的確面對人口老化和土地不足,但真的要犧牲水源嗎?用古語來講,這未免有點飲鴆止渴罷。生活化一點:你會不會因為鼻敏感而切下你的鼻子呢?今日香港最大的人口來源乃在於無止境的移民。在2013年時任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現時的所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更豪言「人口無上限」,這才是土地不足的主因。如果要解決這些事,是否單單用填水塘就可以解決呢?
在此,我們先要破除一個迷思,就是人少了,是不是社會就會退化呢?
答案是不肯定的。因為關鍵問題是甚麼水平的人多了,甚麼水平的人少了。如果香港持續增加那些惡俗的廣場舞大媽、那些聲稱自己有文化差異的罪犯、那些不守法治的走私賊,那麼,給你一千萬個新移民,這個城市只會越來越垃圾。今天的香港,我們看到這個苗頭;如果我們來的都是企業家,帶來的是就業的機會、良性的競爭,這些人多來又有何妨礙呢?
北歐諸國,他們面對人口減少,就銳意改善自己的人才培訓,令自己國家人口減少這個事實轉危為機,但今日香港的教育藥石亂投,一味只識用錢,將寶貴的教育經費投進一個近幾腐朽的制度,如果你說這也是努力過,恐怕也是自欺欺人。今日香港的危機是自招的,是因為官僚庸懶而自招的。
但將問題抛出,用一些荒謬的建議遮蔽,更強行說自己的愚笨治標計策是唯一方案,這些技倆,對香港真是有益嗎?你們能不能撫心自問,這樣拙劣的招數,你連騙得過自己嗎?

屍觀點:後劉皇發時代

[青永屍]
早在1980年,劉皇發太平紳士已是新界鄉議局主席。而他在往後的三十五年一直連任,直至身體轉差才由其長子繼任鄉議局主席。
世人所知的劉皇發似乎不視事。在立法會中,劉皇發僅曾於2013年反對大浪西灣村納入郊野公園而提出動議。但事實上,新界的利益問題,在過往從未浮面的。如果沒有申報機制,誰個知道劉皇發坐擁264幅新界土地呢?傳統的香港既得利益者,都是默默地發自己的財,也沒甚麼必要高呼甚麼,爭甚麼。
其實早在1898年英國人租借新界之後,英國人已經明白新界的特殊的緩衝用途,所以理民官一直不刻意改變新界的習俗。直至新市鎮發展(所謂衛星城市)的政策開始之後,新界開發這個議題才放在案上。而劉皇發正正就是那個時代之中,調和新界鄉紳與英國政府利益衝突的代理人。

劉皇發(1936-2017)。

英國人在1972年推行丁屋政策,新界原居民陸續將原有祖先所留下的土地轉售,自始新界滄海桑田,變化甚大。70年代的新界可以供應香港三成的糧農作物,但到開發之後,農地漸漸改為屋宇、工廠、道路,農業漸趨式微。正因為新界的開發,香港人對於糧食進口的依賴就更大了。新界原居民當然因為丁屋政策成為特權階級,只要有男丁就不愁衣食,而當時的香港政府更安排稍有工作能力的新界原居民移民英國,市區居民與新界原居民的矛盾問題,其實早在當時埋下。只要稍稍推想,就不難明白,管治者只要宣揚一下新界原居民的特權,就會吸引到其他市區居民的支持,同意政府瓦解新界原居民的利益。
劉皇發低調的安逸與其他的原居民的富貴共存,若不是到今日特區政府掀出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這些新界特權階級繼續安樂、繼續富貴。但劉皇發死了之後,這些情況會有甚麼變化?
早在1997年中國接管香港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發現鄉議局的影響力,於是在1985年成立新界社團聯會,乍看與鄉議局共襄大事,實質是攤薄鄉議局的影響,招募一些直接聽命於中共官員的鄉紳及年輕政客,方便中共不受英國人留下來的規矩及新界血緣所限,直接干預新界事務。在劉皇發生前,鄉議局三約及二十七鄉鄉事委員會中已有部分異見,在劉皇發死後,顯然這些原居民勢力會更為削弱。劉業強如果要保持自己在鄉議局的地位,不受其他蟄伏已久的鄉紳,如上水侯氏、大棠梁氏的挑戰,繼續保持其父的低調亦未必可為。不難想象,這些用血緣所繫縛的鄉例、習俗,在劉皇發死後的未來二十年,將會在內鬥、中共策劃的分裂中逐漸消失。

屍觀點:我記得

到這天我還沒有忘記。

我記得那是威爾斯親王醫院。那個是8A病房。那時候我根本不知京華酒店在哪兒,只記得,在那年,三四月的香港人心惶惶。我記得,那時的連醫院管理局總裁何兆煒也染病,我記得那個二零零三年。

何兆煒醫生。03年時任醫管局行政總裁。

我記得那年兄長無端搶了一盒板藍根,但我記得,那盒板藍根最後原封不動的舖了塵,被我扔掉。但那天電視播著廣州的「神秘」春瘟,教廣州人在搶醋搶板藍根。那年學校還有供膳,我記得大家在晚餐時都得靜靜地朝電視方向坐、每個同學都得在六點除下口罩看亞視,看著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和一個醫生說著那天的感染數字。我記得我沒有吃那瓶送來的慘綠色維他命C。我記得,那年,死了二百九十九個香港人。


我那時候還沒去過淘大花園。但沒想過沒了小小的一個U型隔氣彎管,就害得這個大屋苑爆發疫情。到在觀塘工作後,我才知道淘大花園E座的實際位置,才想起那些封鎖線、那些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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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觀點:聽來荒謬的道德

在動物世界之中,從來都是弱肉強食。人類當然是動物的一種,但我們不希望看到如果身邊的某某染上感冒之後,就會被人急急烹食,於是人和人之間,就會有「道德」的出現。
道德是保護社會中弱者的一種良知。當然,你可能會問我,強弱由誰來介定呢?在電腦未普及的時代,懂打字的文員有辦公室的價值、寫得一手好字也能找到一份謄寫工作;但在二十一世紀,僅懂打字、僅能寫書法,已經不可能捱過所謂的考績。社會變革當中,強弱的概念並不是恆定的,就算社會保守不變,任何制度亦無法對抗由科技帶來的生活變革,於是,總有人會在某刻成為弱者、某刻成為強者。我們在生活寬裕時,應該念及其他不幸的人,做人懂得慈悲、懂得顧念他人,那麼社會就會出現道德。

Clouds build up over the Victoria harbour before a storm in Hong Kong on April 30, 2013. AFP PHOTO / Philippe Lopez

今日的香港,居然因為老婆婆撿紙皮而被緝拿,甚至要充公其工具。這樣叫保護弱者嗎?這些叫殘害弱者。不義之極,一何至此。這些公務員口口聲聲的法規教條,除了欺壓弱小以外,就是用來遮蔽良心。居然還有這些公務員撰文護短,為這些欺人惡行文過飾非。這是甚麼社會?無恥、可恨的社會。
香港,這麼的一個香港。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的大氣候下,還會看到天明嗎?

淺談中國古代利益與道德的關係:從中國的殺父史說起

日昨有朋友問起中國是否有殺父的歷史與習俗,於是我草草翻查手邊的書冊,留意到弒父的歷史在宋朝以前較多,而在宋元之後,出現的情況較少。
殺父在中國傳統視為大逆不道,為社會之所難容,乖逆倫常的事情,打破了傳統的道德共識,所以會受整個社會之所摒棄。而弒父的例子集中在皇室,多數為皇位繼承人弒殺父親,以圖提早承繼權力或是奪嫡。著名的事例有南朝宋文帝被太子劉劭所殺(公元453年)、隋煬帝楊廣弒殺文帝楊堅(公元604年)及後梁的朱友珪弒殺朱溫(公元913年)。
或許你會問,古人常常講的「大義滅親」這麼崇高,為甚麼殺父的例子又這麼少呢?原因有三:


一、大義滅親多數以下行式進行,即是父殺子
「大義滅親」語出《左傳》,故事是講及衛國忠臣石碏得悉親子石厚要密謀殺害新君衛桓公,故而設計使鄰國陳國的國君陳桓公將親兒殺死。「大義滅親」,一直都只是用作美化殺子殺女的行為,如果由子殺父,那就是逆倫,是不孝,這些就不會被歌頌。
二、「父親」角色在中國歷史中的特殊地位
中國古代一直以父系社會維持,家中決定,以父族為先,而父親就掌握了家中的權力。掌握權力的當然就是所謂規矩的立法者、維持者,而家產分配和傳承的權力,亦由父親手中所掌。兒子在未來將會成為父親,坐享未來權力,他們普遍情況下都不用乖違社會倫常而奪取父親權力。劉劭、楊廣、朱友珪之所以殺父,乃因為自己的權力與承繼權出現問題或危機,所以被迫出此下策。到宋朝以後,權力分配模式近乎已成定局,殺父的例子,就越來越少。
三、父權教育的成功
人無完人,一例皆然。但中國歷史之中,鮮有反省父母行為,批評、改正、修補的事件,古人智慧所言的「富不過三代」,往往是因為父權無可挑戰,父祖所定的規則乃是無可更易之所至,世情一變,時局一轉,措手不及,捱窮捱困,這就是中國社會文化所致的悲劇。先莫說父親所為是大公無私,若說父親所為是為所欲為、不仁不義,一般來說作為兒女的亦不能多說半句。我們的歷史之中,連批評父親也已經是大逆不道,何況要更易祖宗訓示呢?順從父母,就是大孝大順,自然就不會被剝削傳統所贈的利益。這些孝行可在社會享受稱頌的,於是大部分的兒女更加不可能出現所謂殺父的遐想。


這些都是古代的東西,但到了現當代,弒父殺母這些東西,反而不太罕見,第二、第三點所述的社會結構和價值漸已消失,所以社會的弒父反而變得常見。
本文絕非鼓吹任何人無端殺父,畢竟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人人受娘生父養,念孝念親乃是第一天理。但中國古代的而且確以利益維持道德,講道德不談合理的利益分配,這些道德根本不能維持,因為空談無法充饑,也沒法梳理人類的生存欲望。或者這樣說,我們在用一條條高不可攀的道德教條去批評別人的時候,不妨想一想,這些教條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正當?換到自己身上,又可否遵守呢?如是,社會的平衡較容易出現,我們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也較易達到。

屍觀點:善人堆砌出來的敗壞

在十字路口過路時,一隻蒼蠅停泊了在安全島上。我下意識就想拍死這隻蒼蠅,但理智叫我停了手,街道是公共的地方,我不過是個路過人,就算有蒼蠅,也不可能把我弄髒呀。於是綠燈一到,我就大步跨過馬路。

我們詬病他人對社會不聞不問,看到邪惡或是壞事充耳不聞。但他人會不會就好像我看到蒼蠅的心態一樣呢?不稀奇。有些大人君子更會為自己不殺蒼蠅這件事多作美化,甚至說自己有「不忍人之心」,兼愛包容污穢之物。仿佛不聞不問,在這個場合也算上是種善行。這種君子倒也不少,於是香港充斥著善人似的。

仔細想想,這些真是善嗎?這些是善小而不為。或者你說蒼蠅終歸會飛走,對社會還沒有甚麼影響,那麼垃圾呢?貪污呢?腐敗呢?這些不會無端消失的壞事,你會不會又無端告訴自己有「不忍人之心」,於是充耳不聞呢?今日常住在香港的人,不少人只當自己是一個路人過客,從不認為這個地方的興衰與自己的榮辱有關,身邊每事每物,頂多只是影響自己今月所賺之增減,誰還會理自己家中早已成為蒼蠅的樂園呢。於是不少「智者」只求趨吉避凶,不求這個社會有甚麼改革遷善,甚或教你和這些煩人的蒼蠅和平共存。這種人是惡人嗎?又不算是。但可以算是善人嗎?不呀,這些是撿便宜的,他們是在玩槓桿式的投機者,只求用最少的力氣,圖最大的利。可是,真能圖利的人少,因為可圖的利不多嘛,那麼未能圖利的,倒會自高聲價,為自己堆砌善人之名,讓自己的自私與冷漠好像好看些。

《孟子》的<告子下>篇說,如果一個國家委任了不愛重視賢良的人任政,就會將有志之士「拒於千里之外」,而國家就會被「讒諂面諛」的人充斥,國家就不會再變好。今日的敗壞,就是壓抑了有能之士,高舉了讒諂面諛的人,於是這個城市,漸漸就成《舊約》所載的罪惡滔天。

城裏的人呀,你們究竟是在等洪水呢?還是在等天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