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場新聞

[青永屍]
不少人都發現，在21世紀的香港之中，好像再找不到甚麼樣的出路。因為在城市的既有發展之中，建制力量已經在近幾飽和的發展空間瓜分了所有的利益。於是就算你有李嘉誠的冒險精神和高妙手腕，在今日，你只能呆在辦公室過著一些短視而窮忙的日子。
窮忙令人沒興趣看未來。甚至連「做夢」也未必有膽量。希望，在這個世代，近幾撲滅。在佔領運動期間，我們短暫看到大家眼裏的光彩，在戰友們陸續入獄、在選舉的不公打壓下消亡。在我們這種政治理念的人角度來說希望，好像是天方夜談。
希望究竟是從何而來？香港在未發展之前，希望，在嘗試、開拓而來；在發展到一定層次之後，希望乃在制度的公平而來。今日的香港呢？我猜，唯一的希望，乃在改變而來。

至於怎樣才能出來改變，這個顯然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改變是為了甚麼？這更加是我們要探究的問題。今日的香港，並不是人人如我們一樣嚮往改變，反而更多人純粹探求如何混下去的卑微活著。這樣推動我們犧牲去促成改變的，應該是甚麼？
我看只有崇高的道德理想了。一個將環境重塑為人人得享公平社會的夢了。今日我們追求的變革，不是一己之利，不是一人天下，而是人人在這個土地上，都可以有相當公平的可能。這一點是有點羅曼蒂克的，因為要人克服自私的念頭、克服短視的快感、也要其他人不妨礙這種比自焚還轟烈的犧牲，這是極難的事。但要在這溝絕對的死水之中尋回希望，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建立一個人人得享公平的社會了。
2019如無意外，仍然是一個被共匪蹂躪的一年。香港只會有更多荒謬的行政暴力和官商勾結，眼底必然出現的是一個個的公共衛生危機。因為，從歷史的經驗所得一個腐敗的制度不會無端變好，只會向朽爛日漸衰敗。但如果我們失了希望、鮮了崇高的理想，那麼，我們就注定要隨著這個腐敗的政權，一同變為自己最憎厭的面容。

[青永屍]
公元八世紀，一個看不透未來的文豪寫了一篇《師說》，借闡釋老師的本質，鼓勵自己的門生李蟠無畏風評，主動尋找真理。這篇文章成為了現代文憑試的必讀篇章，但箇中之道，知易行難。
尋找真理，本來就是「傳道」中「道」之所指。授業、解惑，就是再下一步，學生按其需求，或社會預期的需求而從老師所教學得某技術、技能，這叫「授業」，於此之中有所不明，要人指點，這就要牽涉「解惑」。

但這些並不是現當代社會，學校教育中「教師」的必要功能。今日的教師要做甚麼呢？今日在弱勢學校的教師要為收足學生，跑到別的前向學校（中學的去小學、小學的去幼稚園）表演示範課；今日強勢的學校要為「名譽」去跑一個兩個三個不知為何的獎項，當然，還有些中流學校，他們也不知為何，一邊要試著與教育局共舞，去跑一個個的新計劃；反正無論如何，開導學生、教化學生，從來不是今日學校教育中「教師」的任何一個指定項目。
如果今日你要好好的教學生，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頂住上級的壓力。在小學，又有幾多個中文老師熬得住上級的檢查，勇敢地接納某個中文字有各種各樣的寫法？在中學，又有幾多個老師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可以不跟從指引去做半項突破便利學生？每個老師都生怕被家長投訴、被校長指責，於是隨年月流逝而變得因循苟且。不過也得可憐他們，如果你連自己的飯碗也保不住的那天，你能不跟一條條無人情的指引來做事嗎？
在二十一世紀，本該是強調人性，重視個人成長的世紀；我們老早就應該告別工業時代一式一樣的指標，因為這樣的指標只能產出上一代的失敗，不能開墾新世紀的成功，這樣搞下去，學生自殺的新聞只會繼續出現。但是我們可以怎樣找到鬆綁之道？

我對此是十分悲觀的。因為學校教育是今日教育界的唯一流派，而這種反智的教育模式，只會迫出一個個懦弱的「打份工」教師，做出一個個泯滅人性的決定，這些人連經師都不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除了建制系統乾移坤動，否則這些教畜之聲不絕於耳，我們任誰也看不透未來。

[青永屍]
有些人今早悲愴痛哭，說甚麼李卓人輸了補選，香港淪陷；又有人說最壞者莫過我等所謂本土派的意見領袖，不支持所謂泛民主派，一味唱淡，焦土論害人弄丟議席。（再次重申本人並非本土派人士，而是入土派）
事實是甚麼？事實有幾個。一，新公屋如德朗邨、啟晴邨，李卓人得票遠低於中共發動宣傳及選舉機器支持的陳凱欣，即是由中聯辦協調、政府調度的居住票數分佈奏效了。這也多得李卓人等泛民主派歷年歡迎中國新移民之功勞，你們不但不反對大量移民入境，而且予以支援，安排上樓安置，今日種善因得善果，你們自招，與人無尤，正合天心人願。
第二個事實是你們泛民主派的選舉宣傳渠道已經完蛋了。選舉日有三份報紙像《蘋果日報》一樣支持陳凱欣，但為什麼《蘋果日報》就沒《東方日報》的功效，因為讀者群的組成特性嘛（《文匯》、《大公》不堪一提）。《東方日報》每日都針對勞工關注的小福利和寫及針對弱勢族群的題目，又集中譏諷大學社群，這是極符合藍領階級的口味的；雖然不能滑坡地說藍領就會親政府，但要藍領討厭一個享樂自肥、碌碌無能的所謂工會領袖，《東方日報》綽綽有餘；先不論《蘋果日報》的讀者同時又是在網絡發言的互動式社群，不能完全隨傳媒指揮；《蘋果日報》每次造神都是扶爛泥上壁，所推薦的起初或有可觀，最終亦如黃之鋒等一樣，泯然如眾人，甚至有些更如「關鍵一席」岳橋居士，低劣荒謬等教人不欲觀之矣，這樣的宣傳渠道，在這場選戰就已是半殘廢了。更有些老派泛民如梁國雄，主動在網絡挑釁中間選民，自毁長城，這就極明顯地折射了曾經與歐美關係良好的泛民主派不思進取，落後於形勢。
事實三是你們這些政客形象討厭，人人喊打。不論馮檢基和李卓人，都是在政治事件上出賣過香港人的政棍，更何況你們做日常地區工作也不見得用心和勤力；劣跡斑斑、醜態早就烙在大家腦海之中。所謂「含淚投票」就是因為連你們的支持者也覺得你們枉而為人面目可憎；一個要競逐議席的政治派系，除了老廢人之外，就無人可用無人可選的話，是注定滅亡的，遑論在今日年輕人苦難上進的仇老年代了，你們這些該退休的，退到後排做意見顧問，支持後進，再莫丟人現眼，好嗎？
對了，求人需下氣，驕傲莫求人；你們選舉就是要得大眾認同的，謙卑點，不要習慣和選民反唇相譏，不然，找職工盟互動就業服務中心幫你解決失業問題，才是你們求仁得仁的結局。

[青永屍]
我與不少網友一樣都討厭香港的政客，而且對香港所謂的「泛民主派」特別反感。
泛民，也就是自八九民運以後所謂非親華的政治勢力。他們最輝煌的時刻，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走上街的零三年七一。但這幫人在政治上無有建樹，也不可能有甚麼建樹；這不單因為他們是在野的反對黨，更因為他們連本業也沒有做好。
舉個簡單的例子。近日佔中九人被政府提告，陳建民在被審之前講得如何大義凜然；但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他和戴耀廷在提出金鐘廣場公投失敗以後，直接返回大學教書。佔中民氣衰敗，這些人，絕對有他們要負的責任。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抗爭的決心，他們的「自首」論，今日不是求仁得仁了嗎？還說甚麼政治打壓呢？除此以外，陳健民甚至願意去和中聯辦密室談判。這些人在鏡頭前，還能演些矯情的宣傳，怎能教人不鄙視他們？

另外，泛民的慵懶懦弱，在這幾年大家有目共睹。的確在共匪佔領的香港之中，大家都事無可為，但這些反政府的民意代表，你們缺席會議的有之，在關鍵時刻去美國遊埠有之，然後在各個場合都說自己是保護香港的關鍵人物，這些話說出來臉不紅耳不熱，你覺得這些人知恥嗎？
到選舉的時候，為了議席，為了九萬八千元港幣月薪，為了養活一群政治利益集團，以道德高地為標榜的反對派政客忽然又不介意自己雙手污穢，對自己同路人同室操戈不在話下，抹黑自己戰友又有之，指罵選民又有之，氣急敗壞至極，我們能把你看作一路人物嗎？你們似乎連做一個人都未做妥呢。

泛民主派的人，你們還想在這個界別混，就爭氣點，確切試試能做甚麼才說甚麼，這樣才不至這樣知行不一，丟人現眼。

[青永屍]
一次世界大戰的百周年以後，世界早就無聲地走進一個新的世紀。這個世紀的完全像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一樣，已經被征服探索，我們再看不到比現代主義更美的藝術，反過來，我們追求一樣不美、具缺憾的後現代世紀。
林燕妮、查良鏞、鄒文懷、Stan Lee……一個個嚴謹精緻的藝術家向塵寰告別，留給現世一個個衝不破的美學難關。今日無端要你寫些八九百萬字的藝術鉅著，而且要部部新奇、本本精彩，恐怕誠非易事；要在前人珠玉紛陳前再設計流傳幾代的英雄人物，更是無甚可能。經典在我們眼前是一個個難以跨過的屏障，恰巧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正正又是我們學習、變強的榜樣。

一百年過去，世界還是極為短視。雖然我們沒有明顯的戰雲密佈在頭上，但每人每日熬著的低氣壓、國族之間的資源爭奪，的確令我們生活在不信任當中。
經典承載著傳統道德，所以就算目不識丁的普羅大眾在看過金庸的電視劇後，一樣都明白甚麼叫忠孝仁義，一樣會有道德探討；一般人看過《蜘蛛俠》後，何嘗又不會反思自己是否有盡責做人？是否善用自己能力去改變自己與他人的人生？是否可以做更多事幹服務蒼生？
不過當經典放久了，人或會不以為然，也沒幾多人覺得我們最輝煌的粵劇是種怎樣的瑰寶。不過，這也是緣起緣滅的必然。只是當經典與我們告別之時，我們的世界還依賴甚麼道德觀來運作？
網絡的互動加速了世界的每一個環節，醞釀思考在這個世紀極為奢侈，於是平面、虛浮勢大量多，漸漸成為了主流。我們迎來了抖音、迎來了速食、迎來了惡俗世代。這麼短淺的世俗，會趕退向美學奔馳的人，大家在粗疏之中嚼著譚仔似的俗氣，在沒韻味的世紀中虛渡韻華。
蜘蛛俠的那束蛛網沒抓住永恆、也或許容我這樣說，任你真的學懂十八掌，這個世代也沒有「龍」給你降伏了。
惡俗輕浮再不重視個人、也不重視人性，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時間給你思考人性與人生，經典與我們揮手作別，留下的虛無被枯燥的囂喧取代，我們在一戰後的百周年，耳畔聽不見戰火爆炸，但還是低俗囂鬧。這樣，你會懷疑人生也不稀奇，因為文學家也沒空間和你談人生了。
再見。經典。

在文明的世界裏面，任何的「人體實驗」都要得到志願者的同意，研究才算是合法合宜；因為在實驗階段的「醫學」，隨便錯手，足可毁人一世。而在文明盛世，唯一一種不需志願者同意的人體實驗，大抵就叫作「教育改革」。
香港在實施《殘疾歧視條例》之後的千禧年代，融合教育在全港學校實施。融合教育打破了「特殊教育」的絕對分界，令所謂「殘疾」學生進入「主流」學校。我一直都反對下「主流」這些標籤，因為教育從來只有合適不合適，沒有主流和小眾教育之分，任何的因材施教，能令學生有得長進發揮，育成為一個品德良好之人的，都叫作合適的教育。囚在學校八九個小時無所事事，這只是今日香港教育的普遍現象，但這種教育的學校，絕對不算是語意上的「主流」。但為方便討論，我們依然會使用今日社會常見的一些術語，並將於適當位置向各位表達我對這些「名詞」的看法。
1970年代的香港留意到，失明、失聰、有限智能發展人士需要另一種的教育，例如使用凸字教育、手語教育，於是陸續出現「特殊學校」，為該等學生提供教育。特殊教育當然有被人詬病之處，例如課程教育與非特殊學校落差太大，無法令該等學童在畢業後投身社會；又有指特殊教育令社會對殘疾人士掛上更大的標籤，於是社會在趨向更「文明」的年頭，我們出現了具崇高理想的「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的實施關鍵，就是將被判別為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混進非特殊學校。於是在本世紀初的年頭開始，學生只按其學術表現分派到各級別的非特殊學校，於是具體的現象是：在第一級別的學校，縱然沒有任何老師曾接受過手語訓練，這些學校往往會收到一些弱聽生；或許只有兩至三成的教師受過初階的特殊教育培訓，但第三組別學校之中，就會收到若干數目各式各樣的輕度智障、自閉、小兒多動症學生。
為素食者提供素食菜單，其實並不叫歧視，而是關懷；但強迫素食者在盲選之中，自己挑進一間賣牛肉漢堡知名的快餐店，那只是刻意製造矛盾。
在寫以下事情之前我必先說明，我對任何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均無歧視，只是藉此向世界表達，今日制度上的局限，令他們得不到應有照顧的不公。
這一刻，請大家先閉上眼幻想一下你在香港讀書時的那種課室。一個典型的舊式課室，四四方方的那種，只要一個門口的那一種。今次的舞台在一所第三組別的中學，也即是最低組別的那種中學。他們沒有選學生的條件，大抵只能來者不拒，於是，所謂SEN學生的比例，也會相對的高。
同一個課室之中，這時只有三十個學生，也是這一級所謂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集中的一班。教授這一班的老師，本應都曾接受過「特殊教育訓練」，但正如每個人都看過球賽但並不是無人都是球星一樣，接受過訓練，不等於懂得教育所有類別的特殊學習需要；同樣都叫SEN，自閉和有限智能發展，就根本是兩種東西。
但課堂日常，並沒有因為任何東西而停滯。因為這是融合教育的「主流學校」，一樣要面對「文憑試」，正因為這群孩子的家長送了他們進「正常」學校，而一般人的「正常」最起碼要中學畢業，於是，這些孩子每日在各種各樣的掣肘下，玩著你和我都曾經經歷的「遊戲」。
讀寫障礙，今日十分常見。這類孩子平日溝通正常、對答甚至可以極為大方得體。再者，今日你不難發現有不少名人都曾經被診斷有讀寫障礙；只是這種孩子在第三組別學校，就多半沒交上好運。他們縱然有明顯的讀寫障礙，依然沒有可能遇到一份調適版的教材；他們和「正常」學生一樣，依靠「閱讀」大量的文字來學習；學不到還好，最難為者，莫過是學不懂不合格，要被罰抄的那種痛苦；試想像，先來一個小測，你眼前的字你每個都懂看，但得花更多的時間你才讀得懂；作答後收回試卷，遇到寫錯拼寫，要你用你很陌生的文字寫五十次某名詞，抄過以後又再重測，如是這樣，你有機會「愛上學習」嗎？不自殺已屬萬幸。
在這種充滿失敗的學習環境之中，這些融合教育，只會為學生帶來一層層的挫敗感；而讀寫障礙又是這種融合教育地獄的第一二層；最深處的，還有其他。
在第三組別學校之中，互助互愛的班別是有的，但還得要老師刻意和辛苦的經營；因為學生的「組別」往往又與其父母的社會資本有關的。這兒牽涉到另一種複雜的社會學推理，這種推理將另文再述；但在第三組別學校之中，學生往往因為不當的家教（可能是溺愛、家暴、錯誤的家庭觀念）而令人有此類學生「無家教」的不恰當評論。而欺凌在這種學校，就更為表面、直捷和明顯。特別要說明一下，任何環境都能孕育欺凌，現在這個引介，只為下文作始。
剛才的那個「特殊教育班」，在大家都無法在學業成績獲得成功感的氣候中，有部份稍懂鑑容辨色的孩子成為「脫穎而出」的一群；他們也明白到，似乎在任何學校之中，巴結老師絕對是生存之道。是故他們會甘願作老師的耳目而當成一種服務，每日告發其他學生；我遇過的其中一例，就是同樣是讀寫障礙的學生、抄著同一份功課，先抄完的那個孩子，誠實地承認自己抄同學，然後告發另一個讀寫障礙生。到尾他問老師，我是個誠實的孩子，你能不能給我一個優點。
看到了沒。弱者會抽刀向更弱者，魯迅先生是沒騙你的。
亦正正因為這個「魯迅原理」，特殊教育班一樣是欺凌處處的。

正如我在上面所講，欺凌在任何環境都能出現，但在融合教育的環境下，欺凌有時候卻變態地成為這些制度上的弱者獲取「成功感」的地方。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史金納箱（Skinner Box）」告訴世人，原始地植根在我們本能的學習機制，就是你覺得獲得獎勵（即其理論所謂的「正刺激物」）的事，你就會繼續做；你覺得遇上傷害（負刺激物）的事，你就會不做。學習，在「正常」的「融合教育」之中，對SEN生來說是痛苦的。但完成一件事的快感，包括欺凌更弱者而得來的成功感，卻是難得一見的甘泉！這樣說的確是一竹篙打一船人，有點以偏概全，但這種不幸，只要你睜開眼，不三兩日就在某一個班房發生。

「老師，他倒了我的書包。」這是一個中五學生的投訴。他的「類型」是所謂「有限智力發展」（坊間常稱的「弱智」），他沒法有效地表達自己，能講喜、講怒，但要他用文字憑空寫出喜怒不可能；要他組織這份事，有難度。
但根據今日「正常」學校的「正常」處理手法，遇到學生衝突，第一要務是寫口供紙，立案，有文件才叫事幹，沒文件叫空徒勞，老師的功能在「平息」事件，並不在根本解決問題；所以老師在關懷問候了這個學生之後，帶他回到「案發現場」執拾，下一個動作，就是叫他寫口供。
當然，也需要其他目擊者寫「口供」；亦一如所有校園欺凌一樣，旁觀者一般都是欺凌者的一環，他們只抱著看熱鬧的旁觀者情操，也礙於他們所識的文字有限，一般「口供」也不會寫太多。亦是查無可查。當然，亦有立心不良的小孩會顛黑倒白，將自己所見的東西逆寫，即是將受害者誣成肇事者一樣。
精明的讀者，到如今，你會怎樣查辦結案？
如果你還記得，這些班中，有些孩子是靠頂證他人而獲取快感的，那麼你就找到破案的鑰匙了。這些困在三百呎課室的衝突尚能解決，但這個「有限智力發展」的孩子的小息呢？試過付完錢被另一個頑童在人群混雜中搶走食物有之；在廁所上被淋水有之；如果遇到有心的學校老師，他們每天要面對沉重的教擔和行政職務分身乏術，遇到空閒的，可能又深諳生存之道，一見這些查無可查、破無可破的懸案，就著力平息，大事化無。最慘是這些「化無」的「小事」，在這孩子的中學生涯之中，一一都鑄成了悲劇。
被欺凌的孩子會心理發展不平衡，這個我們都知道；但這和「融合教育」的原意符合嗎？在這種制度下，這些孩子可以有美好愉快的人生嗎？我到今日還滿抱懷疑的問。
在這倒書包案看到的欺凌不過是一小部份。制度呢？這個制度的設定時，有沒有人想到這些「弱者」的不幸？
在二十四歲以前，我一直以為這個世界都應該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運作，那世界就會更為美好，後來多謝一位和我很要好的左翼思想朋友提醒，我才猛然發現，人為追逐那些虛無的快感可以自虐到一個難以想像的地步時，才聽到這個人世間有一種叫「無知之幕」的東西，也即是教你去幻想你是最弱的那個時，怎樣去定規矩；如果真的理性的教育改革，不也應該從最弱的那一環想想嗎？
文章到這兒，我們還未探討到如何令欺凌終止，如何使公平重臨，但在這兒，我想大家都停一停，想想，我們的社會在尋求公平的時候，是不是在無知之中，自己設了些制度來製造欺凌？

[青永屍]
山竹過後，香港民怨衝天。為因的不是要「上班」，對於勤勞的香港人來說，上班上學，恐怕已成宿命；最為人惱恨，是香港特區使用謊言治國。
謊言，也就是大家歷歷在目的所謂「安然度過」，或是政府所謂的「無權」宣佈休市停工；前者，當然是反映政府對災情的資訊錯誤，因為到今日，仍然有不少地方如荃威花園、天平邨一樣斷水斷電，你教住在裏頭的市民，到今日有哪一寸的安然？後者是睜眼說大話，政府連取締未有社團註冊的一人組織「香港民族黨」亦能推砌出法律依據，這二十一年，甚麼非法荒謬的行為大家沒見過？利民便民的一句宣佈，這個時候你們就做不出來？這是甚麼樣的政府？就是漠視民生的政府。令香港人最不滿的，是官員對民情的不理解，在水深火熱中，仍然用謊言堆砌「安然」。
但撒謊的當然不止是政府。港鐵無法行駛，就應該直接宣布無法行駛的事實；不是說自己會有接駁巴士、或是十五分鐘有車云云；結果香港三四百萬的上班族在一個又一個的謊言中，被迫在月台上、被困在列車中、被堵在公路上，進退失據，這是一個正常的都會運作嗎？當然，港鐵公司在高鐵、沙中線的大話連篇大家不是沒領教過的了，最可恨是，本來香港的地鐵是世界領先、人人學習的優良企業；到九七後的二十一年，港鐵公司越來越臃腫，變成了一條令香港人失去信心、對其消息滿抱懷疑的鐵路；也在不少香港人的眼裏，看成了一個權貴私交予取予攜的圖利樂園。

能夠上班，能夠恢復，那麼就說可以恢復，這是用真話治國，大家都心服口服；今日不知幾多在新界的巴士站依舊是草木橫疊、進入各地的救援通道只是部份清理，然後大家居然聽到政府說安然無事，這教誰會心服滿意？
治理一座城市，我看關鍵還是在誠實。如果有官員懂得，自己走到還是水深火熱的地方看看，然後再就眼前困境真實做政策，按社會的真象宣佈措施，在記者會上的發表聽到的就自然是民心歸向，而不是因為對公關表演生厭而鼎沸的民怨。

[青永屍]
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往往都對五代的馮道持不同的立場。
因為政治的緣故，宋人歐陽修一改前人對馮道的讚譽，強調歷仕五朝的馮道是無恥忘本之奸人。但巧妙的是，用今日的術語，這當然會向不少宋初的人「打臉」。宋初的宰相王溥就正正是歐陽修抨擊歷事二朝的那種「奸臣」。正因為這種評鑑歷史的尷尬，所以又有不少的歷史學者認為，評鑑一朝一時人物，要考慮其特殊的時代背景。
我猜歐陽修是老早看到「打臉」這個問題的。但他依然堅持這樣寫，就是一心要維護中華文化的傳統道德觀。如果任何人的變節都可以歸究在「特殊的時代背景」，那麼，秦檜也不過是因曾被女真人扣押而變成主和的政治家、吳三桂也不過是因明末動亂而順應民族發展趨勢的軍閥。如此這般，做人處世，還有楷模可循、還有是非可辨嗎？

當然，也有不少意見認為，教授歷史不必講及「忠奸善惡」，只應還原當時歷史面目，將資料交學生認識，明白興亡之理即可；但本來教授是非黑白、忠奸善惡的目的，就是為了令人從歷史中找到民族的楷模，亦為做人處世找出一個指標；容讓歷史教育令學生從中找到先公後私的仁愛精神，然後再找到對自己族群歷史的欣賞與認同感。
不過在這個紛亂的世代，我們只用成敗論英雄，就算明知那個馬姓富商以賣假貨致富，世界仍有不少人覺得這方是真正的賢達。原則、公義在這個社會只不過是一個個標榜的口號和飾物，當權者身體力行的那一套，當然是和為百姓謀福祉為原則、利益眾生原則相違背。那麼，在這個世界講道德，便變得極為格格不入了。因為只要有所謂成就，人就變成「正派」的世界，就根本無「節」之可言，只要成功，任何手段都不必介意，結果「朝可以事秦、晚可以事楚」必然成為社會的新常態。
這對於社會發展是好事嗎？我覺得並非是好事。
近來香港「身份認同」的問題，就正正是因為我們的道德標準變成道德浮標而出現的。香港人能不能被稱為香港人，本來就沒有甚麼道德矛盾的，因為出生地、常住地這些都是極客觀的事實；但唯一爭拗是「文化融入」的問題。如是歸究到香港的「核心價值」（在這兒我們理解作文化及生活習慣）是甚麼的問題。如果一個生以香港為榮的人，自必然用文明的生活方式生存在香港，恰如其份的擁有機智、有禮的生活態度存在。但當然，這是極理想化的目標，一般的香港人與我們自己譏笑的中國人沒半點分別，也就是自私自利、無禮橫行的那野蠻種。沒有社會的標榜，沒有道德的楷模，我們的民族行為就會越做越差。而有自覺的精英，就會捨這個日漸下賤的民族而去。對社會發展來說，這種道德模糊真有好處嗎？根本沒有。一個民族只愛強辯硬拗，只會更加是非不分，會令善人遠去，令惡人更惡，最終就是一盤劣幣驅逐良幣的死棋。

[青永屍]
近來看到不少朋友的文章，均寫及他們打算評論今日香港情況的窘態。許多人都覺得，今日香港的格局已不知從何著手評論，又復因為傳播渠道的減少，不少朋友都寫得有點心灰意冷。在此，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意見。
寫來沒有看的文章，可能是因為還未遇上知音；也可能是因為沒有寫對了。
要評論時事，第一件事就應該要把事情講個明白。現在許多事情，在我們收到那消息之後，大家都得要討個「懶人包」才能猜到事情是犯著甚麼而來的，那麼事情都沒有理順搞清，就開始評論，讀者讀了，沒有共鳴，也不是甚麼怪事呀。
重整一件事，就是要扼要地找出事情的關鍵資訊，講明甚麼東西是已知，甚麼東西是未知；而作為一個有識見的人，就在這些資料都臚列之後，再就社會最需要的項目去評論。這就是評論的第一步。寫文章固然如是，做人亦復如此。《周易》所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正正就是講明箇中道理。
一個資訊爆炸的社會，傳媒在二十四小時工作，每日都有新議題；而政府、當權者就必然會於他們覺得最有利的時間來製造話題，操控輿論。即如近日出現不少警察做好事、官員做好事的小故事來洗白今日的吏治，這也當然是輿論操作的一環；在今日的世界，每日要寫文章來混飯吃的那些人，當然要隨著這些一個兩個偽議題起舞，但不靠輿論、每日辛勞工作的你和我，對於這些事，就不必事事動心、也不必事事評論，只消知道他們打算做甚麼即是，否則這事來了，就推掉了他們之前的過錯。這種議題蓋議題的玩法，大家在過往兩年看得清清楚楚了。反而一遇到那些可以攻關的要點，例如特大弊案、喪盡天良之事，大家就應該咬著不放，拚死一搏。
不過，這也算是天方夜譚，在佔領中環以後的選舉，互信已經變成了整個社會最稀有的資源了，要在野的人、甚至要素人聯結起來轟轟烈烈，已經再沒有可能的。但人還得活著，唯有再做好每一步、裝備自己，靜候下一個反撲的機會。

[青永屍]
十四、五年前我聽過梁振英的專題演講，主要的內容是「香港的邊緣化」。那個時候還沒有崇尚大灣區，但已經有所謂大珠三角發展的一種討論。當然，討論是流於恐懼營銷的那一種說法，也就是說，如果香港不參與大珠三角發展──相類於今日的如香港不參加大灣區──那麼在發展的過程之中，就會遇上甚麼阻力。
在這種說法之下，香港許多反對團體，甚至是網絡上的反對聲音，就會被視為阻撓大家富貴的「阻力」。說到這兒，也只好給你比個讚的手勢，因為原來無權無勢、佔香港總體人口數目不足一個百分比的我們，居然被打成阻撓香港發展的「持份者」。
我這樣說並不是偷換概念，因為政府從沒將你和我看成他們計劃、富貴的共同利益者；先不說他們就沒有打算要行政吸納異見者，就算你雄心勃勃要參與今日由地產牽頭的共犯結構也不容易，你口袋中的資本要相當雄厚，才能勉強躋進這個遊戲，成為地產商的點心。如果這樣微小而被社會忽略的人，都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這還不是了不起嗎？就算不用這些怪論來說，用主流傳媒的觀點，就算我們靜坐幾多天、甚至佔領了主要街道，事實是香港價值照樣高企、香港人依然每日都如常上班上學、社會安定的氣勢可說是紋風不動；所有法庭的司法覆核，都不過是自招破產的自殺殺著。我們的意見頂多只算得上是異見，阻力二字，未免是有所誇張。
但香港的確在這二十幾年沒有追上世界的發展。科技產品的轉口勉強能說追得上，但科技發展就沒有追上周邊地區；社會的法治水平，就往野蠻的中國靠攏；居住的環境方面，我們還得像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擔心食水的安全，這叫進步？這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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