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白遼士:生活從來不容易

[非常鬼語]
一陣長笛聲吹過。法國作曲家白遼士(Hector Louis Berlioz, 1803-1869)沒有彈琴迎接總編輯,因為,他根本不懂彈琴。
「不懂彈琴也不是甚麼問題。我是個作曲家,我懂的是音樂。」白遼士如是自圓其說。其實仔細想,這話也沒甚麼說錯。人生,時間並不算太多。
「做任何事情其實都是燃燒生命。你寫一篇文章,講一課書;我寫一篇樂評、作一首交響樂,一樣都是在耗費人生的時間。」白遼士想了一想,「《浮士德》也是如此,用自己的靈魂去換一點一滴的享受。這些你和我都曾經想過、許多人都的確做過。」
寫了《浮士德的天讉(La damnation de Faust)》的他,忽然又提起賣靈魂的浮士德,似乎意有所指:「如果真能賣靈魂換富貴的,那麼也倒划算。但許多現實情況,賣靈魂只能餬口、僅足數餐飽暖。但不賣靈魂就得捱凍捱窮。這是根本不需等到天譴,因為這些宿命本來就是被詛咒的。」香港人呢?我們的靈魂呢?我沒有開口問,因為答案早在你和我的心裏。
白遼士的作品在他死後才漸獲重視。他生前不能靠作曲維生,反而要不斷寫一些自己不歡喜寫的音樂評論,他寄語香港人:「暫時困難暫時貧是必然的。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簡單。但生活艱難不等於沒有方法生活。如果單從一個個體來想,人活著是為了求生,而生存的意義為了世界更美好,那麼,你就可以用這信念作為路標,找到人生的方向。」白遼士笑了笑。「我到死、甚至死後也沒有學懂彈鋼琴。因為根本不是別人說的方程式就是我成功的方程式。」他揮手向總編輯作別,拈起那閃閃生輝的長笛,折射冬日耀眼的晨曦。

屍觀點:為何天不從人願

[青永屍]
中學會考的文學科有一課叫《賣炭翁》,詩人白居易(按:並非港共政府的新政「白居二」)記錄了中唐的貧苦悲慘生活,在天雪天下的賣炭老人,居然為了自己生意有起色,不理自己老弱風寒衣正單。詩人看到如此慘況,提煉了一句沉痛的「心憂炭賤願天寒」,永誌這種矛盾的心境。
在那個坐在課室窗邊的年頭還未識得這句說話的深刻,在那時候只覺得這個老人很可憐。到長大後才明白,這個世界總是如此荒謬。
只要置換一下場景比喻你就會明白。如果一個醫生希望自己盤滿砵滿,那麼他「心憂藥賤願災瘟」,這個世界又會怎樣呢?(事實上,在今世有不少陰謀論表示當代疫症有些是由藥廠自製的;而電腦病毒又往往是由防毒公司製造的)又如果一個義肢業者希望自己生意更好,祈求地雷數目增加/掃雷工作減少,這又會是甚麼世道呢?如果希望環境變差而自己得利,這是多麼狹隘自私呢?
燒炭工人當然不是甚麼傷天害理的人。只不過是和你共我一樣的艱苦百姓。而且也和你共我一樣,為明日、後日而擔憂,有這些先料理自己的想法,也沒有甚麼過錯。但如果整個社會都瀰漫這種短視之見、自私之願,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出口。
但求「天從人願」在宏觀角度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各有自己的專長和相關的利益,自然各有所願。香港有樓階層希望樓市節節上升,如我這樣的無殼蝸牛但求有樹遮蔭,如果「天」是個人格神,也可能要面對「順得哥情失嫂意」的苦惱。
但幸虧人類社會並不盡是神權統治。公共資源分配理論上不應因為偏愛某些種群而傾斜。如果真的理性平抑民怨,那麼政府不如做些好事,先保障欠缺基本生活的窮苦,再教社會安享自由競爭。但這和賣炭翁的願望一樣虛妄。因為香港現在已經是一個極權管治的獨裁社會,一個獨裁的極權集團,只會消滅對抗他們的聲音,縱觀世界各國,極權者對異見的分別,只在用愛與和平來消滅(例如買掉你的傳媒、用司法騷擾迫你收口),還是來硬的。
看過六四的你和我、還未忘記銅鑼灣書店事件的香港人,你也不難猜到,我們北面的殖民者,只會來硬的。

根本沒人愛普通,也沒有傳奇

有年輕讀者找我討論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發展趨勢。我想了好一陣子,也想起這個新時代的世界嘴臉,於是動筆寫這篇文章。
文學究竟是甚麼?文學就是人學。
文學就是為無聲者發聲的一種學問。因為文學寫的就是人的心聲。
有些人說文學是市場學,這也不算甚麼大錯,因為文學如果脫離了人,脫離了市場,那就光是一個高懸辟邪的匏瓜;但文學又不能完全屈服於市場,成為鄙俗的垃圾,正如常人不會用黃金堆成一個旱廁,因為這就浪費了那光澤。除此之外,文學必須有改正人心的作用,這在二千年前如是、一千年前如是、現在如是,一千年後,也應該如是,否則人類社會只會在衰微之中越變越壞。
既然文學是人學,那麼在這一個世紀,「人」應該放在一個怎樣的定位之中呢?我們在這個世代之中還會否信仰人定勝天的哲學呢?在那個反戰的和平世代,我們的人文世界高唱和平高唱愛,於是強調「愛」的作品在大家身邊出現。那麼今日呢?愛好像有點落伍了。我們早在川普上台之前,已經明白「愛」在後現代的世界中變成一個騙人的藉口。不少人藉愛來作侵略的藉口,反之「用怨恨才同仇敵慨」,原始而野蠻的仇恨才是人類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主調。
但這才教人覺得可怕。野蠻、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就是今日北京城的悲劇成因。今日北京百計千方趕絕窮人,仇恨那些外來的草根階層,恥與貧民同城,於是在冰天雪地下趕絕他們。這當然是駭人聽聞,但這些並不是小說的橋段,而是活生生的殘害百姓。
普通人的生活要不要關心這些千里之外的慘烈?要。要從千里之外的慘烈反省。看看我們對自己同城的同胞有沒有犯上相似的錯誤。要想想自己的良心有沒有這種可恥的行為和心態。「見不賢內自省」,這是古聖賢教我們的金科玉律。不過這種「普通」的平凡想法,並沒有被看重;漸漸,高傲無知的人將歷史寶貴而重複的教訓變成普通母親在冬天叫你多穿寒衣的叮嚀。今日的世界,根本不是「大家都愛普通」,反之就是大家都有一種盲目的急燥,對於一些千百年來反複實驗的人性抱持懷疑,在盲目中找尋那千幾年前已經指明的「出路」。
傳奇?沒有傳奇。因為我們在這個越趨平等的世代,人人都覺得自己會是必然成功的下一個,所以就算那個成功者與你精通的範疇相殊,人們依然覺得覺得那份成功唾手可得。當人人想將成功看成唾手可得,這個世界就再沒傳奇、再沒故事、再沒人性,到尾,再沒有人重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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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港人辯論法

和健吾講起,如果隨著別人的喜怒而寫作,恐怕就永遠不會再有文章寫成。因為香港人的那些「怒」是不可理喻的,動不動就說「你枉為人師」、「你堂堂一個著名唱片騎師」,就如何如何,仿佛吃頓飯也犯了彌天大罪似。其實這些是犯了不當前設的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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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芝蓮之友? 愛德華米芝蓮:朋友我當你一秒朋友

[特稿]
米芝蓮創辦人之一,法國工程家愛德華米芝蓮(Édouard Michelin,1859-1940)到達本報辦公室接受訪問。
他指,自己創辦米芝蓮輪胎公司並不是想要人「節能」,所以根本不會出現「想節能、輪胎能」這些笑話,車子每日四處開動,才會有需要時時更換輪胎,所以他和弟弟就想到,自己的公司要寫一本旅遊指南,介紹景點名勝,好等大眾駕車前遊。

「你要旅遊,就要交通工具;就算你夠不夠四十歲,出門都要依賴交通工具,於是就必然要用上輪胎。這叫引申需求。我們的生意是這樣做的。」愛德華米芝蓮如是說。「起初,指南和網上版的《墳場新聞》一樣,都是無私、偉大而免費的,但後來我發現人們不珍惜免費的偉大資訊,所以我覺得要收他們的錢。」
至於是否真的有「米芝蓮之友」?愛德華稱:「我都死了很久,現在大概可以和總編輯你做朋友。但那些玩潑墨的天才藝人,應該是和食材公司簽了合約,才能夠如此浪費食物罷?哈哈。如果我的繼任人想到用這種方法賺錢也不錯!我可以當你一秒朋友,但要談交心聯手?不了。謝謝。」
有說米芝蓮是「死亡之吻」,當餐廳被紅色米芝蓮指南評星之後,就會慘被加租,愛德華連忙呼冤:「我們寫是介紹你們吃好東西。不是教你們趕絕食肆的。我從沒有叫人加租加價,你們自己城內的商人如狼似虎,是你們自己無良,不懂愛惜自己城市的寶物,不能怪責我們有品味。」

促淪陷區宣傳教育三民主義 谷正綱:須認同由國民黨領導

[本報訊]
「反共鐵人」、內政部部長兼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谷正綱(1902-1993)在中共竊國69年後於陰間發表文章,稱要保證「三民主義」行穩致遠,就必須學好《中華國民憲法》,必須維護憲法至上權威。他又指出,儘管淪陷區暫時不適用三民主義,但必須尊重、認同憲法及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中華民國的各種制度。
谷正綱昨晚在內政部網站發表題為《加強憲法宣傳教育、切實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的署名文章,並援引國歌中提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谷正綱在文中稱,淪陷區的所謂憲法與中華民國憲法是「偽」與「正」的關係,所謂《憲法》只是宣傳刊物,《中華民國憲法》卻不同。否定所謂《憲法》,根本沒有問題,「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才是正宗,淪陷區人人學習偽法,就不會有生天,必須堅決反共,不容匪區胡言。」
谷正綱在文末指,在香港開展憲法教育,對「反共復國」成功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有利於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二是有利於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法治必須以憲法為核心,法治精神本質上就是憲法精神。」
他又特意提及香港,憲法宣傳教育亦有利於香港市民增強憲法意識和法治精神,從而對任何破壞國家憲制秩序和本地法治的言行有所警惕,捍衛法治核心價值,以及有利於香港避免赤化騙局。

扶乩調味做廚神? 占士甸:反叛才算是做人

[本報訊]
保時捷引擎聲劃破編輯部辦公室的寧靜,著名影星占士甸(James Dean﹐1931-1955)親臨本報接受訪問。
「你看到我有煞車。這車的煞車系統根本沒有壞。」占士甸用這個年輕一輩聽不懂的小趣事打開話匣。「人生短暫。規矩是要來打破的。人家用慣了慢慢灑調味料,那你們的那個明星改用『邪靈附身』潑墨式的下調味料,這算打破規矩。」他表示自己也看到本報轉發的謝霆鋒灑醬的片段,並評論「雖然怪誕,但亦非無可觀,只不過略嫌表現太過平庸,如果下次能夠倒吊再做、甚至用水槍射出調味料,可能更好。」
占士甸被問及這些怪人怪事是否是造作太過,他笑笑說:「平平凡凡你們就不會看、不會反思。就是一點造作才有美。每日如常,那是為了生活,但嘗試不同,就是為了突破創新。創新當然有成功、有失敗,有好看的、也有醜的。根本不要介意別人怎樣做。活著就有夢,當你今天就要死,那麼你就會不斷嘗試追尋突破中的美。」
記者質疑,所謂的「不斷突破」是否令藝術、工藝變得浮淺,占士甸卻不認同:「那你們這些觀眾也有責任,總要學懂欣賞工藝、學懂欣賞真功夫、學懂分辨甚麼是美好,那麼美好的就會繼續長存;只要會思考,人總是自然懂分美醜好壞。」

龐茲專訪:一帶一路不是騙局

[本報訊]
地獄深處的著名「商人」龐茲(Charles Ponzi,1882-1949)力證,鬼國近年推出的一帶一路是千真萬確、不可多得的致富良機,香港企業可以放心參加。
他指:「『一帶一路』不是層壓式老鼠會!他可以永續經營,只要參與的國家夠多就可以!」龐茲指,鬼國的影響力增大,以他的理解,鬼國隨時可以分裂其他國家,所以國家數目只增不減,所以「一帶一路」計劃潛力不可估量。


龐茲又指:「第一間公司集資,然後去第二個市場,再集資,派錢給第一間公司;如是一路走遍所有國家,這起碼可以走四五十次,你看多完美。」他對於一帶一路計劃表示讚嘆,指自己過往的生意只是個人規模,從未想過「國家級」的生意可以如此完美。
龐茲總結,「我當年被捕,是因為我沒有軍事力量支援,做我們這一行的,如果你同時有槍有炮,誰敢向你討帳呢?」他認為鬼國推行的「一帶一路」一定成功,並指出越早參與「下線」越多,「分紅」越多。他更指陽間香港綽號「戇Q仔」的著名智者亦成為「水晶級」會員,如果企業早些參與「一帶一路」傳銷會,必能共享榮耀。希望總編輯可以邀請他的筆友,地產中介東主施先生一同參與。
記者訪問完畢後,致電閻王府,獄卒以「散播謠言罪」以簡易治罪條例加刑,押走龐茲。龐茲臨行大叫:「鬼國不會騙你們的!信我!鬼共最不會講大話!」

國際愛滋病日專訪:香港勇士Mike Sinclair

[特稿]
「希望社會各界支持愛滋病患者。黑暗之中的生活、被受歧視的人生不好過。」香港首位自願公開愛滋病人身份、在生前積極以自己病例教育公眾的Mike Sinclair(1952-1995)先生接受本報訪問,重申了他生前的遺願。
在二十二年後的今日,社會雖然對愛滋病的認識略增,但是不幸染上愛滋病的病友依然備受歧視。社會依然存在恐懼愛滋病的心結。Mike反而安慰記者:「因為這種病始終給人的印象都是一種不治之症,就算今日有治好的曙光,但許多人都是對愛滋病不太認識。而且生病時遇上併發症的機會也很大。又不如這樣說,誰不會怕死呢?所以也難怪因為不認識、不明白,恐懼而產生歧視的。」


「只是想想,如果你的朋友病了,那他們最希望遇到的是甚麼?我猜是『如常』。人總會害怕失去,怕失去能力、失去朋友、失去親人;染病本身已經是苦困,如果因為染病令自己失去朋友、失去親人,你猜這條路會有多難走?」Mike語重深長的說。「何況誰想染病呢?但人生之中,總難免遇上不幸的。但如果幸福的人都能懷著愛心,想念不幸的人,我相信更多人可以堅持對抗病困。」
Mike特別藉本次訪問提醒社會各界,除了消除歧視之外,正確預防措施也是非常必要,謹記安全性行為、不要共用針筒。Mike笑著對記者說:「預防總勝於治療,我的健康就在我的手中,關懷身邊人」。

屍觀點:當他們被稱作低端人口時

[青永屍]
相較其他「國情專家」,我對中國現況只能說是一知半解:一者中國之大,單憑管中窺豹、道聽途說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專家」,二者自汶川地震和譚作人事件後,我就判定這北鄰的是個萬惡之國,自是一見生憎。但正如我之前所說,香港深受中國影響,香港的官員及喉舌對中國亦步亦趨,所以不能不知己知彼,對所謂中國國情有所知悉。
近日北京上演每個城市必然出現的迫遷事,而中國式迫遷就是拆屋驅逐、將窮人逼成流民的那種。而早在2016年,黨媒《人民日報》就改稱窮人為低端人口,所以在今次的拆屋迫遷,在北國傳媒筆下寫成「驅趕低端人口」。
北國人性泯滅並不是新鮮事。他們不單試過在1959-1961年由政府帶頭餓死千萬百姓、也試過在1966-1976年挑動國內內戰、在1989年派坦克輾死國民、鎮壓拉薩、2009年鎮壓烏魯木齊,這個國家的管治者對國民從不手軟,本文亦無意多口規勸。但既然香港的中國走狗極嗜移用中國辭𢑥,在不久將來,香港的窮人也會被稱作「低端人口」。
這有甚麼問題?「低端人口」這說法就是沒把窮人當人看。傳統中國不視窮為一種不可逆的宿命,元代的《白兔會》說窮人是「暫時落拓暫時貧」,一個社會有其自然機制作社會流動,但先決條件是把人看作人,不是牲口、若干生物。窮人曾經是有機會翻身的,至少在一百年前開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告訴窮人,也在七十年前聯結大量窮人搶到神州政權。窮人曾經可以憑自身努力、社會變革而改變生活,也可以因為社會福利而裝備自己,為共建社會努力。如果窮人變成了統計學的下四分位數,被視為社會的負累與敗類,會成為低端拖累社會大眾的一群,再不需被關懷照顧,只消驅趕指責,這個又會是怎樣的社會?
不是危言聳聽,在日益中國化的香港,只能輪候公營醫療的病人已經是北國傳媒口中的低端人口,他們只不過因為窮而犯下死罪,在漫長的久等中候死,只要有日經濟不景氣,這些對窮人的殘忍事就會越來越多,因為只要社會信仰把人不看作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每個人都只是變成若干數據,只是為食而生的「人口」、「人頭」,而再不是擁有人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當然,我不是在此教大家自欺欺人,因為總有人會說「窮人」也好、「低端人口」也好都不外是個稱呼,怎稱呼他們也是面對同一種宿命。但在用這些字𢑥之前,不妨想想這個社會怎麼對待人,我們這個曾經同舟共濟的小城,應該有哪種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