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場新聞

[青永屍]
相較其他「國情專家」，我對中國現況只能說是一知半解：一者中國之大，單憑管中窺豹、道聽途說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專家」，二者自汶川地震和譚作人事件後，我就判定這北鄰的是個萬惡之國，自是一見生憎。但正如我之前所說，香港深受中國影響，香港的官員及喉舌對中國亦步亦趨，所以不能不知己知彼，對所謂中國國情有所知悉。
近日北京上演每個城市必然出現的迫遷事，而中國式迫遷就是拆屋驅逐、將窮人逼成流民的那種。而早在2016年，黨媒《人民日報》就改稱窮人為低端人口，所以在今次的拆屋迫遷，在北國傳媒筆下寫成「驅趕低端人口」。
北國人性泯滅並不是新鮮事。他們不單試過在1959-1961年由政府帶頭餓死千萬百姓、也試過在1966-1976年挑動國內內戰、在1989年派坦克輾死國民、鎮壓拉薩、2009年鎮壓烏魯木齊，這個國家的管治者對國民從不手軟，本文亦無意多口規勸。但既然香港的中國走狗極嗜移用中國辭𢑥，在不久將來，香港的窮人也會被稱作「低端人口」。
這有甚麼問題？「低端人口」這說法就是沒把窮人當人看。傳統中國不視窮為一種不可逆的宿命，元代的《白兔會》說窮人是「暫時落拓暫時貧」，一個社會有其自然機制作社會流動，但先決條件是把人看作人，不是牲口、若干生物。窮人曾經是有機會翻身的，至少在一百年前開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告訴窮人，也在七十年前聯結大量窮人搶到神州政權。窮人曾經可以憑自身努力、社會變革而改變生活，也可以因為社會福利而裝備自己，為共建社會努力。如果窮人變成了統計學的下四分位數，被視為社會的負累與敗類，會成為低端拖累社會大眾的一群，再不需被關懷照顧，只消驅趕指責，這個又會是怎樣的社會？
不是危言聳聽，在日益中國化的香港，只能輪候公營醫療的病人已經是北國傳媒口中的低端人口，他們只不過因為窮而犯下死罪，在漫長的久等中候死，只要有日經濟不景氣，這些對窮人的殘忍事就會越來越多，因為只要社會信仰把人不看作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每個人都只是變成若干數據，只是為食而生的「人口」、「人頭」，而再不是擁有人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當然，我不是在此教大家自欺欺人，因為總有人會說「窮人」也好、「低端人口」也好都不外是個稱呼，怎稱呼他們也是面對同一種宿命。但在用這些字𢑥之前，不妨想想這個社會怎麼對待人，我們這個曾經同舟共濟的小城，應該有哪種人性。

 

[青永屍]
香港近年越多越多匪情解讀文章。他們一篇又一篇的揣測匪國賊首的想法，有些人認為他們傳遞匪國思想，有些人認為匪國言論指導香港發展、不可不讀。
事實上，可信的匪情解讀必先建基於對匪區的全面認識。如果一生只去過深圳、東莞、樟木頭，然後就開始匪情解讀，這些是游談無根的，因為未見全豹就妄下定斷，這些解讀就不可信；如果只從官方數據分析大勢，這些亦是愚昧不堪，因為匪國數字真假難分，而且多半都是假的，這些分析就是建基於錯誤的錯誤了。但本文要討論的，是比這兩種垃圾解讀更垃圾的第三種。

這一種匪情解讀是「應聲」。單單從聽到所謂「十九大」就急著宣傳、討論、反駁；聽到李飛之言又急忙回應、探討。一不分賊寇所言是不是宣傳廢話、二不論匪首所談是不是建基於事實，就急忙隨之起舞，這些在香港各界是最多的。這種匪情解讀未必是一篇文章，更多時候是在茶餐廳的退休野老口中所述的，而偶有一兩低水平的華文文妓串連成文之後，這些文章又會「大放異彩」，在網絡廣傳。
《擊壤歌》寫的小康之世是這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所謂「帝力於我何有哉」，就是所謂的官人政治權鬥、陰謀詭計，與我們老百姓生活應該無關。一個人的貧富，應該不是憑藉公器營私，而憑自己的努力開創。這些鄰國的匪首宣傳，我們根本不應視之為甚麼金科玉律，又不必煞有介事；他們朝可以事秦、暮可以事楚，在過去七十年，因為這些立場變動而慘死的不知又有幾多家。我們身處香港，根本不應以匪人的言論作為依據而做決定，而是應該審視自己能力、看看自己能做幾多而做。
匪人匪語，偶有影響天下的句子，於是又不能不察；但以我的看法，討論匪人匪語，還得要結合一些事實來讀，不宜人人讀、不宜亂讀。昨日李飛之言，多屬宣傳恐嚇，這些就大可以不論。

[本報訊]
「反對！」陰間知名非法入境、非法出境犯人，和尚玄奘大師（602-664）在陰間法庭上駁斥鬼國官員言論。
在16日上午，陽間鬼國匪官向世人發問「你從哪裡來？你是誰？你要去哪裡？」，並以此指向玄奘，指玄奘犯法。而玄奘大師認為，如果自己回答這些問題，就是在刑事案上「自證其罪」，自己應該受陰間法律保護。

案情指，玄奘法師違反國家法例潛逃出國，並非法進入高昌。他聲稱自己是為了到西竺取上乘佛經。控方律師指：「僧人玄奘無悔意，如果單純因為他知名就寬鬆判刑，會向大眾發放錯誤訊息，他口中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其實都是犯法的藉口。在關口被問從哪裡來、是誰，要去哪裡是天公地義。」
玄奘大師表示，自己不及「哈根大師」聲名顯赫；但他並不介意，自己近日刻寫了一份「玄奘正板」，寫明想透的佛理，並已經身在極樂之地，又不必東奔西走，又不用經過關口，反問控方假如控方律師在自己家中被問這些問題，是不是遇上了甚麼賊？抑或是被鵲巢鳩佔。
玄奘大師認為，眾生自有來處，凡人何必多問。他建議與其問長問短，不如多做善事、慈悲為懷，而不是惡形惡相，害人害物。作惡貪財最多只能移民美國，但不能登西天極樂。

[青永屍]
世界上有這麼的一種人，到他們富裕時，太太要食雪糕，自己就得買下一條街的所有雪糕，放下網絡受千人讚許；到他們富裕時，商人連挖挖鼻孔也會被愚民歌頌，商人就無聊得拍電影自己打敗些武打明星，一發那種無敵夢。

單從這些還未能證明這民族的惡俗。但一說到大媽舞、臉堅尼，這民族的醜惡美感就顯然易見。就算他們的模特兒、明星暗星都總是穿上誇張醜陋的顏色、剪裁、設計，堆一身的花團錦簇，就當成是裝扮了。這些都是醜。小說、戲劇、電影呢？除了不當的堆砌、就是多餘的炫耀，根本談不上美，也和這個簡約環保的世界格格不入。
這個國度不知美為何物。起初他們單單懂得以大為美，每幢大廈非摩天不可，但箇中殘破又大可不理的；城市發展又非大不可，起到變成死城也不算是甚麼；後來他們又以堆砌為美，以浮誇為時尚；大城市中，金飾商店恆河沙數，婦人婚嫁居然以頸懸幾串手鐲才為時尚。
為什麼他們會以此為美？因為在他們竊國之始窮得要殺盡富人、又窮得要與狗爭食、更窮得餓死四千萬人；一到稍有財富、就容不下那段窮歷史，要一洗寒酸氣，但又就覺得人生苦短，不用物質充撐一下，自己的人生特別蒼白。於是，土豪仿佛合理的惡俗生活成為了百姓的標榜，統治者更此洗刷民族自卑感。

不少教育學者認為，美是習得而來的，即是沉浸而得，而不是讀一部書、上一門課就學得懂的。但在今日的那個國度，觸目而及、聲音可聞的都是醜，那麼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就視此等惡俗為必然，又會產生一種用金錢就可以除去壞品味的錯思想。非財不能、財可通神這種想法已經深入人心。那麼，未來的美感又是甚麼呢？

用錢堆來的美，洗不走自卑。因為金錢多數只能買到笑柄，不常常能買到別人的尊重。

[青永屍]

其實這些文章本不該寫。就正如我們不必寫誰應該吃飯、甚麼時候應該要上廁所一樣，這些根本是本能常理。

但為因施永青在其旗下報章的專欄中批評大學生申請公屋。他認為大學生應該讓有更迫切的人優先申請公屋、大學生自己就應該幹一番事業。

施永青的文章有一個不當預設，就是大學生的收入比一般人高。先不計諸等有偏差的統計數字，先說常理：一個社會的薪金收入只與學歷掛勾嗎？如施永青這種沒有學士學位的人在做生意會不會有甚麼影響？近年越來越多人修讀碩士、博士，他們的薪水又比地產、保險經紀高嗎？

當然，有些人說，大學生就算去當文員，比洗碗工、外判清道夫等草根階層收入高，所以不應輪候公屋，所以他們同意施永青。但在今日的香港，月入一萬四千元會多艱苦這些人知道嗎？今日香港的新夾心階層就是這批白領大學生，他們只是一群的窮忙族，申請綜援又不能、輪候公屋又收入超標、要幹一番事業又無資本、揹著一身學債，每月連一千幾百也儲不來，這些貧苦大學生又誰個可憐？難道他們不是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誰需要公屋」這些討論，根本不應該標籤某種特定身份，公屋所設，本來就是救濟有需要的窮苦大眾，好使大家都可以暫借一枝寄棲。只要是香港人，如果有需要又符合資格，申請公屋有何不可？

人人可以安居樂業、個個能夠各展所長，這個社會就會興隆和諧；動不動就向那些窮少年開火、扼殺他們的空間，要麼就急急罵人廢青，這些就是挑動對立。施永青的文章本意是為林鄭月娥的公屋政策辯護，但挑起社會對青年矛盾，施永青此舉究竟是為林鄭解圍，還是替林鄭添煩添亂？

[青永屍]
以前教私立夜校的時候，在樓梯轉角，總要放下一杯水，讓那些匆忙來上課的學生扔那半枝煙。到後來我才知道煙灰缸被他們諢稱「米缸」。
量米煮飯，尋常不過，一時倒也想不到每日吃的白米和香菸有甚麼關係。每日看到真米缸，倒也不覺得甚麼。只記得白米傾入米缸的聲音很療癒。如是忽爾想到米缸的親切。
有人說，米缸一定要貼「常滿」來祝福自己一家衣食豐足。但我的小小窩居沒有跟隨這個習俗，只是將白米放在一個硬塑膠盒之中，沒刻意的求米缸滿溢了。因為在今日的二人小家庭，米缸「常滿」也是一種苦惱，穀牛會為你的白米「添上色彩」，如果你稍有大愛精神，看到這般生機勃勃，或善機勃然、或措手不及；反正「常滿」積米積得一年半載也不是甚麼美事。
但上一代的人總記掛著溫飽。溫飽雖然已經他們每日出現，但他們總忽爾會記起那個餓壞的童年，那個困乏的年頭，連兄弟姐妹吃飯也得爭先恐後、你奪我掠的。如果你想到要用一份薪金要養活一家六、七口，家中米缸要「常滿」倒是奢侈事。祈求衣食豐足並不是甚麼特別事，因為溫飽本來就是生存的基本。
話說得很重，但這些感覺好像很陌生；賣「常滿」的香燭衣紙店也越來越少，還有六七口之家嗎？好像不常見了。
不過這夜，我還是焚香祝禱，希望人人豐衣足食，因為在街角的燈影下、在麥當勞的餐桌上，還有許多睡著的人很久沒見過自己家的米缸。

[本報訊]

黃仁宇教授（Ray Huang, 1918 -2000）接受本報訪問，反駁陽間現任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
「他是晚清史學者？」黃教授向記者查問，「那他算是狹隘了。現代人研究歷史已經懂從多角度探討，例如從氣候去研究蒙古帝國的擴張、從糧食進出口研究明朝的人口變化，一般人口中的小事，往往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事實上，《萬曆十五年》一書甚至將皇帝賜大學士申時行紙扇等小事都援引，引證晚明的政治環境，令讀者更全面理解晚明情況。
記者說明，梁元生並無指香港的「六七暴動」是雞毛蒜皮，他只是問了記者在六七年，記者幾多歲。黃教授笑稱：「那是他身邊的官說的？作為一個學者、還當上院長了，連少少捍衛真相與學術常識的勇氣也沒有嗎？再說，大部分歷史誰也沒法親歷，難道你要活在唐朝才可以教學生甚麼叫貞觀之治嗎？」
黃教授建議，「如果這些基本入門的工夫都搞錯，不如重讀一個學士學位，了解一下甚麼是歷史。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應知道「歷史」就是指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
記者感謝黃教授接受訪問，他笑道自己與總編輯交情匪淺，叫他「Ray」就可以，並指自己接受訪問「講明真相很有意義，當然不是馬騮戲。無成本，又可以講嘢，點解唔講。」

臨別黃教授特別祝福本報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