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永屍]
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往往都對五代的馮道持不同的立場。
因為政治的緣故，宋人歐陽修一改前人對馮道的讚譽，強調歷仕五朝的馮道是無恥忘本之奸人。但巧妙的是，用今日的術語，這當然會向不少宋初的人「打臉」。宋初的宰相王溥就正正是歐陽修抨擊歷事二朝的那種「奸臣」。正因為這種評鑑歷史的尷尬，所以又有不少的歷史學者認為，評鑑一朝一時人物，要考慮其特殊的時代背景。
我猜歐陽修是老早看到「打臉」這個問題的。但他依然堅持這樣寫，就是一心要維護中華文化的傳統道德觀。如果任何人的變節都可以歸究在「特殊的時代背景」，那麼，秦檜也不過是因曾被女真人扣押而變成主和的政治家、吳三桂也不過是因明末動亂而順應民族發展趨勢的軍閥。如此這般，做人處世，還有楷模可循、還有是非可辨嗎？
當然，也有不少意見認為，教授歷史不必講及「忠奸善惡」，只應還原當時歷史面目，將資料交學生認識，明白興亡之理即可；但本來教授是非黑白、忠奸善惡的目的，就是為了令人從歷史中找到民族的楷模，亦為做人處世找出一個指標；容讓歷史教育令學生從中找到先公後私的仁愛精神，然後再找到對自己族群歷史的欣賞與認同感。
不過在這個紛亂的世代，我們只用成敗論英雄，就算明知那個馬姓富商以賣假貨致富，世界仍有不少人覺得這方是真正的賢達。原則、公義在這個社會只不過是一個個標榜的口號和飾物，當權者身體力行的那一套，當然是和為百姓謀福祉為原則、利益眾生原則相違背。那麼，在這個世界講道德，便變得極為格格不入了。因為只要有所謂成就，人就變成「正派」的世界，就根本無「節」之可言，只要成功，任何手段都不必介意，結果「朝可以事秦、晚可以事楚」必然成為社會的新常態。
這對於社會發展是好事嗎？我覺得並非是好事。
近來香港「身份認同」的問題，就正正是因為我們的道德標準變成道德浮標而出現的。香港人能不能被稱為香港人，本來就沒有甚麼道德矛盾的，因為出生地、常住地這些都是極客觀的事實；但唯一爭拗是「文化融入」的問題。如是歸究到香港的「核心價值」（在這兒我們理解作文化及生活習慣）是甚麼的問題。如果一個生以香港為榮的人，自必然用文明的生活方式生存在香港，恰如其份的擁有機智、有禮的生活態度存在。但當然，這是極理想化的目標，一般的香港人與我們自己譏笑的中國人沒半點分別，也就是自私自利、無禮橫行的那野蠻種。沒有社會的標榜，沒有道德的楷模，我們的民族行為就會越做越差。而有自覺的精英，就會捨這個日漸下賤的民族而去。對社會發展來說，這種道德模糊真有好處嗎？根本沒有。一個民族只愛強辯硬拗，只會更加是非不分，會令善人遠去，令惡人更惡，最終就是一盤劣幣驅逐良幣的死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