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場新聞

[青永屍]
在戊戌狗年伊始，先祝所有讀者新年愉快，身體健康。
每到農曆新年，總會有些人因為「習俗」的緣故去做一些趨吉避凶的儀式；而我每年在農曆十二月的時候，也總會收到一些來電，問及「轉風車能否轉運」、「是否應去林村祈福」之類的問題。可見求福求壽，根本是人人所願。
迎春接福，當然好事，但人事天理，是不是單靠轉個風車、養個鬼仔就可以扭轉呢？如果一個學生無心向學，是不是去上環文武廟恭端一束芹菜就能改變呢？這些答案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在這兒並不是否定一切隨機及神秘理論，只是在越趨無力的社會風氣之中，特別提示一點，天助人助的事，我有見過、有聽過、有親身體驗過，但倒行逆施僥倖有成的，在亂世之中的確會出現，但這絕非神明庇佑，而且求此來臨，何異於守株待兔？每事每物，必有本末，《大學》所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就是說明其中之理。求福求壽，不如先施福施壽；只要整個社會人人都樂於行善，人人都敢於維持正道，那麼善有善報這些「福緣」，不求也自然到臨。今年，看到廟宅香火，就教我思如泉湧。
想到2016年的2月8日，在那個轟烈的年初一，有好些好些年輕人用他們一生的前途來換這兩年政府施予的「墟市政策」，他們有些身陷囹圄、有些流亡海外、有些終日提心吊膽，被冗長的控告阻礙正常生活，但我們這些安樂的人，就在逐漸回暖的年頭坐享其成。如果神明有知，又會福蔭這些食人血的人嗎？
我沒看到甚麼曙光，特別是在這個傀儡政權的操作之下，我看不到香港人還有甚麼生機，還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創出甚麼傳奇。我們大抵在今時今日，只能在空洞之中追求虛無，再也沒可能做到甚麼頂天立地的事。
我不知道。只敢在夜裏多誦梵經，祝福香港知恩惜恩，希望這份卑微小信，可以下情上達，奏通天聽，庇蔭我們的這個香港百世太平、年年昌盛。

[青永屍]
有人說：「如果你不犯法，就不怕二十三條。」
也有人說：「如果你不罵共產黨，就不怕人家拉你鎖你。」
說得好像被惡法搞到惶惶不可終日是自招的。就算被拆屋被滅口也不能怨半句。

有人又會說：「如果不是教大的學生這麼涼薄，就不會有這麼多企業表明永不錄用教大畢業生。」
亦有人會說：「如果不是曾健超向警察潑水，就不會被七警毆打。」

那麼，如果我說：「如果你們沒阻撓這麼多學生的升學前途，就不怕人用粗口罵你。」可不可以呢？
香港今日的衛道之士一定答不可以。因為，學生用粗口罵教授、老師用粗口罵警察在香港是驚天動地的第一等大罪（第二等是阿婆餬口工作，例如撿紙皮灑水就會被拉、誤取印花又會被捕），所以，我上述的說法就說不妥。

其實以上五句如果，都犯上了居後為果(post hoc fallacy)的問題，即單憑兩件事先後出現便斷定前者是因後者是果。社會上的許多許多心盲，將問題東拉西扯，推到他們心目中要打擊的關節眼上。於是，無端就成為了一個所謂的「社會撕裂」。其實有甚麼裂？還不是簡單的一個病因，雙重標準。

當權者有利的時候，就作千千萬萬的藉口和理由文過飾非，將自己的貪婪與罪行修修掩掩，還聲聲叫慘，討人包容；至於面對無權弱勢、被制度所逼的，就事事挑剔、處處為難，將小過小錯，化到無限大。但其實這還不夠可悲，最可悲者，是社會三四百萬愚夫愚婦，附和這種因應權力扭曲的道義和價值觀，本是雞蛋的他們站到高牆的一方，靜看其他敢反抗的雞蛋被擊碎。

[青永屍]
看經典電影《錦繡良緣》（Fiddler on the roof，1964）時，聽了許多深刻的樂曲。而其中的兩首講「理想／夢想／奢想」的樂曲最常在我的電腦重播。其中一首是由爸爸Tevye獨唱的《if I were a rich man》。
這首歌講的是他在工作忙碌之時，幻想自己一朝富貴，自己的家勢會如何、自己的家會如何裝潢。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有一個理想的家居，大概又會裝修得如何模樣，又會不會像Tevye所說的一樣，只要自己家財萬貫，人人都會覺得你自然成為一個智者。但這種理想生活對於還在窮苦艱難的Tevye來說，不過是場夢。
另一首是由Tevye的三個女兒Tzeitel, Hodel and Chava對唱的《Matchmaker, Matchmaker》，三個女孩在自嘲著自己的貧苦，又幻想著自己的如意郎君會是如何，一邊的說著自己在貧困之中，就算被媒人禮聘，大概也只能得到一些不合意的選擇。如意郎君、理想對象，對窮苦人家好像是遙不可及。

小時候沒有想得通透，沒有分得清何謂理想、夢想、幻想。也沒有看破這些文學作品的竅妙。
小時候覺得有同樣嗜好的伴侶最理想，後來談了一兩場這種「匹配」的戀愛後，發現自己卻被悶得喘不過氣。因為同是文人，心靈一樣軟弱的話，倒也找不到誰來扶持誰。鏡花水月最理想嗎？到現實在眼前時，這些你配不上的其實都留不住，傷心當然絕非理想。
但人在痴迷中總不知足，成語中的得一想二、得隴望蜀就是點破這些貪念。人有千萬個「想要」的事，如果一日不點破痴迷，這些所謂理想，不過是顛倒夢想。

看到這兒，你或會反問老屍，我們要安於現狀嗎？
不一定。除非你的現狀已是你條件所能做到最好的，否則，你還需要進步，才能找到實踐人生意義的理想。
那麼，如何分辨理想與夢想呢？我最想要的東西不就是理想嗎？不。那叫夢想。夢中情人未必是理想情人，童話中的白馬王子也不一定適合你的生活。那些夢幻似的一被戳破，其中的空虛未必人人能承受。
理想，對個人而言，就是對自己認識透徹之後，平衡自己所能和所想，而又能實踐人生意義的誠實選擇。對社會整體而言？就是人類趨向幸福的選擇了。

目的先於手段。
簡單來說，就是先考慮某事的目的，然後決定手段。今時今日香港瀰漫著一種說法，是「做甚麼都沒有用的」說法。於是我們又跟著這些謬論自我實現，眼白白的看著法律制度崩壞、眼白白的看著北方政府對我們的民脂民膏予取予攜，許多人，包括我今日看到的周姓區議員也問，做甚麼抗爭，例如遊行，還有用嗎？
鑑評是否有用，則看該舉動是否達到目的。如果以結束共產黨在中國一黨專政為目的，那麼在香港高呼一萬種不同的口號也是沒用的。結束共產黨的專政，方法是解散共產黨、分裂共產黨和消滅共產黨。任何一種能夠做到以上行為的，都可算是「有用」。但明顯在共產黨鞭長莫及處叫叫喊喊，對他們的利益絲毫無損，那任你萬喚千呼，都是無用。
說回香港的問題。假如我們的目的，是阻止他們搶掠香港的庫房，那麼，事情要辦不難。只要套入以上的理由想想，就自然分明。當然，這兒有些方法是不能直接說清的，否則我會犯上「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而身陷囹圄相陪朱經緯了，但大家都明白他們搶掠的方法，就是盲目的大興土木，經過議員中大部份認同分贓的議員同意而去瓜分香港的庫房。這些都明顯放在大家眼前的。而解決方法，就是打中痛處嘛。增加他們做這些事的成本，這就是「有用」的方法。
好了，遊行還有用嗎？如果遊行的目的是籌款，那可能有用。因為有些人還不懂用paypal等網上轉帳工具的；如果是為了表表態，那就開始沒用了，因為你走出來是為了做甚麼？捐錢？捐錢用來做甚麼？養住一批批在立法會門外露營、然後被抬走、最後讓議事規則被修改的人？目的不明，這種手段就可能沒有用。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拉政府上談判桌談某些議題，那麼罷工、罷市、罷課，中斷社會的生產力是有用的。不過做此之前，必先有足夠的準備，如果像泛民今日抗爭的草草兒戲、市民人人都看到泛民代表與建制言笑晏晏的和煦模樣，我相信講出來也不會有人傻得會參與。
於是回到題目的本身，如果要想「還有用嗎？」就得先誠實地釐清自己的目的。然後才想怎做有用。如果只求為證明自己存在和感覺良好，那不如跟蔡東豪先生報名參加長跑比賽好了。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講明的是，就算你做了「有用」的事，也不必一次就成功，因為別人的基業也不是光靠一張嘴煽惑出來的，我們的敵人用了近六七十年的時間鞏固自己的邪惡統治，一次兩次衝擊未必可以立即擊潰的，但光打嘴砲，不痛不癢就更加無用。

[青永屍]
施永青於12月20日在其自資刊印的報紙專欄《C觀點》表示香港的年輕人沒有出路，再引詩比喻年輕人在懸崖看到無路時應該跳下，出路就自然出現。
幸虧這篇文章刊得遲，若不然蔡若蓮的長子跳樓自殺就得歸究到施永青的頭上，害施永青落得個涼薄罵名，因為若蓮子躍下只找到陰司路。但在評論之前還得提醒，最好別讓若蓮的次子看到，始終鼓勵他人自殺在香港是犯法的。
事實上，年輕人要的是冷嘲熱諷和重重路障嗎？他們還要更多的打擊嗎？還是他們需要一個關限較少的社會呢？這些問題大家心中有數。這一代的年輕人背負學債，注定窮忙，在極高地租的環境下只能屈在辦公室做沒出頭天的白領，你覺得純粹靠冷嘲熱諷、勸他們自殺可以走出困局嗎？
年輕人在香港的確難有出路。因為有非常多的既得利益者擋住了他們的出路。年輕的一代不可能用自己的薪水置業、僅能冒著高風險的投資環境去競逐蠅頭小利，有些在科技工作找尋缺口突破的，又容易犯上香港的法律，年輕人，的確是看似沒有出路的。但沒有出路是不是就要在懸崖一躍而下，終結自己暫時看不到未來的人生呢？還是可以向社會較有能力的富人尋求協助，要求這些坐享財富的人善盡其社會責任，一同開創可行的道路呢？
到今日，你們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有幾多年輕人因為絕望而自殺呢？

今日香港的年輕人為甚麼如此討厭你們？除了是你們的冷血、涼薄之餘，年輕人在你們的嘲諷之中看不到甚麼關懷和善意，只看到對立和厭棄。動不動就罵廢青、叫人自殺，你們活了這麼久就是學懂這種教養嗎？這是一個甚麼的世道？這是一個殺子的世道，一個消滅新世代的世道。還有沒有出路？有，在特定特權階級消失並被重新分配其財富後可能有。但在今日的死局中，任年輕一代再爭氣、再像你們那一代般的「努力」，答案也只會是：沒有。

[青永屍]
「今天是民主運動最黑暗的一天」，這句話在我們耳邊聽過不知幾多次。但站在黑暗面前，我們做些什麼呢？

在本屆立法會會期的最近期會議之中，我們看見了所謂的抗爭，包括有邵家臻議員使用防狼器試圖中止會議、陳志全議員將自己綁在座位之上、楊岳橋議員被主席提點後返回自己座位等等的所謂抗爭。與其說是抗爭，這些倒似是一些表演、行為藝術。當然，有些人會辯稱這些東西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行為，既文明又符合香港人的原有「溫文而受教養」的本性，但事實、結果都明顯反映，這些所謂的抗爭，根本就是示弱，於事無補之餘，只是貽人笑柄。

所謂抗爭、反抗，就是不讓權貴好過，讓有權的人和我們分享權力，讓無權的人生活不致受苦。在立法會外搭帳篷，穿着西裝拍照，會讓嗎一個權貴不好過呢？令誰會過得好過一點呢？在獄中的兄弟們，包括泛民常常提及的13+3和其餘的百多人會好過一點嗎？在窮忙而又需要肩負沉重稅擔的你和我會好過一點嗎？難道大家都想不到做什麼才能痛擊這些權貴嗎？才不。只是大家不敢做，縱然有人忽然有膽量肯做，大家都不願看到他們做，甚至這些和平抗爭者，心地善良得要阻止他們做。

好了，就當說抗爭的場地必然要在議會、街頭抗爭那些暫時擱下不表。那麼，這些所謂的代議士準備好了所有的抗爭嗎？到關鍵時刻，有真的投過票嗎？有認真的準備過自己辯論嗎？有做好政策的研究嗎？有和自己的選民聯絡過嗎？有將市民大眾的聲音帶進議會嗎？有打中過任何權貴的要害嗎？講得再坦白一點，這些所謂的泛民主派連做一個基本的政治代理人的水平、在這個變態的政治生態之中傳遞市民意見的能力也欠缺，只是拿些空泛搞笑的比喻來遮醜，還談什麼抗爭？別再拿拖延、表演當成抗爭，這樣做只是待價而沽。而你和我都知道，這些空轉只是出賣、淘空香港的其中幾拍。我們已經夠多共產黨安插的騙徒在支薪，如果你們無膽無力真抗爭，那不如別再蹲在建制系統，發出你們為他們維持正當性的聲音。

再說，這個扭曲的政治系統之中，你們還奢想可以做甚麼嗎？你們要冷水洗洗自己的臉，換來幾秒清醒嗎？眷戀這些財帛，做港式人大，就是泛民呀，你們留在議會的唯一意義。

總辭罷，如果你們還想做甚麼抗爭。

[青永屍]
中學會考的文學科有一課叫《賣炭翁》，詩人白居易（按：並非港共政府的新政「白居二」）記錄了中唐的貧苦悲慘生活，在天雪天下的賣炭老人，居然為了自己生意有起色，不理自己老弱風寒衣正單。詩人看到如此慘況，提煉了一句沉痛的「心憂炭賤願天寒」，永誌這種矛盾的心境。
在那個坐在課室窗邊的年頭還未識得這句說話的深刻，在那時候只覺得這個老人很可憐。到長大後才明白，這個世界總是如此荒謬。
只要置換一下場景比喻你就會明白。如果一個醫生希望自己盤滿砵滿，那麼他「心憂藥賤願災瘟」，這個世界又會怎樣呢？（事實上，在今世有不少陰謀論表示當代疫症有些是由藥廠自製的；而電腦病毒又往往是由防毒公司製造的）又如果一個義肢業者希望自己生意更好，祈求地雷數目增加／掃雷工作減少，這又會是甚麼世道呢？如果希望環境變差而自己得利，這是多麼狹隘自私呢？
燒炭工人當然不是甚麼傷天害理的人。只不過是和你共我一樣的艱苦百姓。而且也和你共我一樣，為明日、後日而擔憂，有這些先料理自己的想法，也沒有甚麼過錯。但如果整個社會都瀰漫這種短視之見、自私之願，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出口。
但求「天從人願」在宏觀角度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各有自己的專長和相關的利益，自然各有所願。香港有樓階層希望樓市節節上升，如我這樣的無殼蝸牛但求有樹遮蔭，如果「天」是個人格神，也可能要面對「順得哥情失嫂意」的苦惱。
但幸虧人類社會並不盡是神權統治。公共資源分配理論上不應因為偏愛某些種群而傾斜。如果真的理性平抑民怨，那麼政府不如做些好事，先保障欠缺基本生活的窮苦，再教社會安享自由競爭。但這和賣炭翁的願望一樣虛妄。因為香港現在已經是一個極權管治的獨裁社會，一個獨裁的極權集團，只會消滅對抗他們的聲音，縱觀世界各國，極權者對異見的分別，只在用愛與和平來消滅（例如買掉你的傳媒、用司法騷擾迫你收口），還是來硬的。
看過六四的你和我、還未忘記銅鑼灣書店事件的香港人，你也不難猜到，我們北面的殖民者，只會來硬的。

有年輕讀者找我討論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發展趨勢。我想了好一陣子，也想起這個新時代的世界嘴臉，於是動筆寫這篇文章。
文學究竟是甚麼？文學就是人學。
文學就是為無聲者發聲的一種學問。因為文學寫的就是人的心聲。
有些人說文學是市場學，這也不算甚麼大錯，因為文學如果脫離了人，脫離了市場，那就光是一個高懸辟邪的匏瓜；但文學又不能完全屈服於市場，成為鄙俗的垃圾，正如常人不會用黃金堆成一個旱廁，因為這就浪費了那光澤。除此之外，文學必須有改正人心的作用，這在二千年前如是、一千年前如是、現在如是，一千年後，也應該如是，否則人類社會只會在衰微之中越變越壞。
既然文學是人學，那麼在這一個世紀，「人」應該放在一個怎樣的定位之中呢？我們在這個世代之中還會否信仰人定勝天的哲學呢？在那個反戰的和平世代，我們的人文世界高唱和平高唱愛，於是強調「愛」的作品在大家身邊出現。那麼今日呢？愛好像有點落伍了。我們早在川普上台之前，已經明白「愛」在後現代的世界中變成一個騙人的藉口。不少人藉愛來作侵略的藉口，反之「用怨恨才同仇敵慨」，原始而野蠻的仇恨才是人類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主調。
但這才教人覺得可怕。野蠻、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就是今日北京城的悲劇成因。今日北京百計千方趕絕窮人，仇恨那些外來的草根階層，恥與貧民同城，於是在冰天雪地下趕絕他們。這當然是駭人聽聞，但這些並不是小說的橋段，而是活生生的殘害百姓。
普通人的生活要不要關心這些千里之外的慘烈？要。要從千里之外的慘烈反省。看看我們對自己同城的同胞有沒有犯上相似的錯誤。要想想自己的良心有沒有這種可恥的行為和心態。「見不賢內自省」，這是古聖賢教我們的金科玉律。不過這種「普通」的平凡想法，並沒有被看重；漸漸，高傲無知的人將歷史寶貴而重複的教訓變成普通母親在冬天叫你多穿寒衣的叮嚀。今日的世界，根本不是「大家都愛普通」，反之就是大家都有一種盲目的急燥，對於一些千百年來反複實驗的人性抱持懷疑，在盲目中找尋那千幾年前已經指明的「出路」。
傳奇？沒有傳奇。因為我們在這個越趨平等的世代，人人都覺得自己會是必然成功的下一個，所以就算那個成功者與你精通的範疇相殊，人們依然覺得覺得那份成功唾手可得。當人人想將成功看成唾手可得，這個世界就再沒傳奇、再沒故事、再沒人性，到尾，再沒有人重視人。

[青永屍]
相較其他「國情專家」，我對中國現況只能說是一知半解：一者中國之大，單憑管中窺豹、道聽途說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專家」，二者自汶川地震和譚作人事件後，我就判定這北鄰的是個萬惡之國，自是一見生憎。但正如我之前所說，香港深受中國影響，香港的官員及喉舌對中國亦步亦趨，所以不能不知己知彼，對所謂中國國情有所知悉。
近日北京上演每個城市必然出現的迫遷事，而中國式迫遷就是拆屋驅逐、將窮人逼成流民的那種。而早在2016年，黨媒《人民日報》就改稱窮人為低端人口，所以在今次的拆屋迫遷，在北國傳媒筆下寫成「驅趕低端人口」。
北國人性泯滅並不是新鮮事。他們不單試過在1959-1961年由政府帶頭餓死千萬百姓、也試過在1966-1976年挑動國內內戰、在1989年派坦克輾死國民、鎮壓拉薩、2009年鎮壓烏魯木齊，這個國家的管治者對國民從不手軟，本文亦無意多口規勸。但既然香港的中國走狗極嗜移用中國辭𢑥，在不久將來，香港的窮人也會被稱作「低端人口」。
這有甚麼問題？「低端人口」這說法就是沒把窮人當人看。傳統中國不視窮為一種不可逆的宿命，元代的《白兔會》說窮人是「暫時落拓暫時貧」，一個社會有其自然機制作社會流動，但先決條件是把人看作人，不是牲口、若干生物。窮人曾經是有機會翻身的，至少在一百年前開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告訴窮人，也在七十年前聯結大量窮人搶到神州政權。窮人曾經可以憑自身努力、社會變革而改變生活，也可以因為社會福利而裝備自己，為共建社會努力。如果窮人變成了統計學的下四分位數，被視為社會的負累與敗類，會成為低端拖累社會大眾的一群，再不需被關懷照顧，只消驅趕指責，這個又會是怎樣的社會？
不是危言聳聽，在日益中國化的香港，只能輪候公營醫療的病人已經是北國傳媒口中的低端人口，他們只不過因為窮而犯下死罪，在漫長的久等中候死，只要有日經濟不景氣，這些對窮人的殘忍事就會越來越多，因為只要社會信仰把人不看作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每個人都只是變成若干數據，只是為食而生的「人口」、「人頭」，而再不是擁有人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當然，我不是在此教大家自欺欺人，因為總有人會說「窮人」也好、「低端人口」也好都不外是個稱呼，怎稱呼他們也是面對同一種宿命。但在用這些字𢑥之前，不妨想想這個社會怎麼對待人，我們這個曾經同舟共濟的小城，應該有哪種人性。

 

[青永屍]
香港近年越多越多匪情解讀文章。他們一篇又一篇的揣測匪國賊首的想法，有些人認為他們傳遞匪國思想，有些人認為匪國言論指導香港發展、不可不讀。
事實上，可信的匪情解讀必先建基於對匪區的全面認識。如果一生只去過深圳、東莞、樟木頭，然後就開始匪情解讀，這些是游談無根的，因為未見全豹就妄下定斷，這些解讀就不可信；如果只從官方數據分析大勢，這些亦是愚昧不堪，因為匪國數字真假難分，而且多半都是假的，這些分析就是建基於錯誤的錯誤了。但本文要討論的，是比這兩種垃圾解讀更垃圾的第三種。

這一種匪情解讀是「應聲」。單單從聽到所謂「十九大」就急著宣傳、討論、反駁；聽到李飛之言又急忙回應、探討。一不分賊寇所言是不是宣傳廢話、二不論匪首所談是不是建基於事實，就急忙隨之起舞，這些在香港各界是最多的。這種匪情解讀未必是一篇文章，更多時候是在茶餐廳的退休野老口中所述的，而偶有一兩低水平的華文文妓串連成文之後，這些文章又會「大放異彩」，在網絡廣傳。
《擊壤歌》寫的小康之世是這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所謂「帝力於我何有哉」，就是所謂的官人政治權鬥、陰謀詭計，與我們老百姓生活應該無關。一個人的貧富，應該不是憑藉公器營私，而憑自己的努力開創。這些鄰國的匪首宣傳，我們根本不應視之為甚麼金科玉律，又不必煞有介事；他們朝可以事秦、暮可以事楚，在過去七十年，因為這些立場變動而慘死的不知又有幾多家。我們身處香港，根本不應以匪人的言論作為依據而做決定，而是應該審視自己能力、看看自己能做幾多而做。
匪人匪語，偶有影響天下的句子，於是又不能不察；但以我的看法，討論匪人匪語，還得要結合一些事實來讀，不宜人人讀、不宜亂讀。昨日李飛之言，多屬宣傳恐嚇，這些就大可以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