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場新聞

[青永屍]
早前超強颱風瑪利亞吹襲北台灣的時候，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曾經就是否應該宣佈放假作出一系列的應變與決策。後來，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檢討台北不應該「宣佈四時為下班時間」，宜應「宣佈為晚上休假」一事，表明自己將會將相關安排寫進台北市政府的SOP。在那個時候，我才知道甚麼叫「SOP」。
「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直譯是「標準操作方略」，台譯、匪譯均為「標準作業程序」，不管怎樣譯，都是解作「遇到某問題時怎麼辦」。我一直不知道這個詞，是因為我一直對管理的術語有偏見，覺得這些都是偽專管理、都是空話，所以沒有認真留意。但這次台北的事例，卻令我留意到，有些事情，是可以按這種流程進路來思考的。

最近我在個人帳戶發起了近八十題的投票，多半都是些兩難題，旨在激發大家對時事、或是固有想法的一種反省。其中一條是問及，「如果你發現別人比你優勝，你會不會努力向他人學習？」讀者眾說紛紜，然而其實，我們可以套進這個思路來想。
一、「別人行，我自己不行」的事實是甚麼？
當克羅地亞挺進世界盃決賽的時候，台灣、香港的網絡總會列出台／港與克國的人數比較、土地面積比賽，然後得出「為甚麼克羅地亞人行，我們就不行」有這種反思，正面一點的想，這也是一種見賢思齊的良好起步，但想真一點，這些不是又是一堆空話嗎？別人的足球成績踢得好，是不是等於我們非要提升足球水平不可？我們香港的單車、滑浪風帆、空手道等的運動有沒有堪足贊美的地方？這個犯了不當比較的毛病。不當比較，就像是那些中學生或家長常常犯的錯誤，常常覺得「自己（／自己的孩子）讀書比不上成績優異的學生，這生就得拉倒了」一樣，成功不是只得一個向度呀，每個人的成功，總得要先建基於對自己能力的一樣認識。
「別人行，我自己不行」的第一點辨別，就是這件事我需要去做到嗎？如要，就向他人學習，如不需要，那麼就得欣賞他人的努力，從心底讚嘆這種天道酬勤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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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永屍]

每次向學生教到「太平山又稱扯旗山」時，課室總會傳來一陣喜愉的笑聲，當然課室的紀律也得會廢弛一陣，但說破了，大家總不太明白，為甚麼香港最多人觀光的山，居然和坊間代稱「勃起」的俗名相關。

所謂的扯旗，其實就是隔著褲子的勃起。2009年香港歌手陳柏宇在大埔超級城演唱《你瞞我瞞》時，被拍到也出了這個狀況，其實這些事，對一個男人來說應是事本平常，不過常常惹人有尷尬窘態，又或招人想入非非，所以才會招來訕笑。

或者你會問，好端端一座港島最高的名勝山頂，為何在官方文件裏，仍然有這種不雅名稱呢？不害怕被激進女權流氓攻擊嗎？

其實這種想法也難怪。誰會想到，太平山所扯的旗，乃是在以往船舶進出香港時所看的旗號呢？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有甚麼東西不值得被自己的孩童恥笑呢。在過往還沒有無線電的時代，海上的溝通，都是做旗為記，出入之海防，只能以旗號為識認；不過香港的所有學校，都忽略這些不會在考試出現的細節，也生怕多講這些所謂不相干的話題，會惹來家長的投訴、學生的不滿，於是我們雖然有學校，但我們沒有教育。

香港，在這一百六十多年來，都是因為海港的地理優勢而改寫命運的，而旗號所勾劃的光榮歷史，恐怕也只能在一陣陣市井的恥笑之中被人忘卻。無線電、網絡不是令人無情的科技，而是忘卻了過往的人，最為無情。而這座孤城，只能夠在無情之中，變成一個沒有故事的空城。

我們不妨在此打賭，在二十年後的今天，不單有人依舊因為扯旗山的名字而訕笑，甚至會有人，因著這座山的名字「不雅」，而埋藏記錄香港是偉大的進出口海港的歷史。

[青永屍]

是有種人：
一邊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一邊去找專政的一黨談判，樂此不疲；
同一種人：
一邊高叫結束一黨專政，當有人政見不同，試圖去挑戰這種人口中專政的一黨人之時，他們譴責、切割、落井下石，甚至對他們被打壓暗喜；
是有種人：
說年輕人不去維園就是遺忘六四，而他們佔了二十九年的維園，卻對中國共產黨做的事常存希冀，望他們在貪腐之中會無端改革、無端民主、無端有法治；
同一種人：
就算記得六四，也只不過僅限於五月尾，在鏡頭前多說幾句，至於如何打倒中國共產黨，他們好像從沒提及；若有日奇蹟地結束一黨專政後，中國會如何、香港會如何，他們談也不談、理也不理。頂多是去去維多利亞公園點根燭唱句歌、籌個錢。

這種人，就是支聯會和他們的支持者。他們在今年，批評年輕學生不去維園參加他們主辦的悼念，是切割六四，是沒有良心；他們又拍片扭曲事實，說香港學生與六四認知出現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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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永屍]
近日林超英先生奔走高呼，講解極端天氣對香港及華南地區的影響。在記者問及林超英先生的時候，他講及香港有機會重歸制水的日子，勸導大家要節約用水。
我覺得這番話說得對極了。我們生在福中，享有充足的供電、食水，近二十年好像也沒有停水停電的新聞傳來，頂多傳過一兩次網絡供應暫停的消息。於是「節約用水」這四個字好像就和「早睡早起身體好」這等「金科玉律」一樣，被不斷重複到像好音過耳一樣無人記掛。
但說真的，我們無論在甚麼時候，都不應這麼折福。其實每個人也本不該洗澡洗上一個小時，因為你不知道世界的那個角落無水可用；也本不該長開水喉洗菜的，因為在我們同一條河的上游農業用水也告急了，我們交了水費有權用水，但不等於我們有權浪費食水。這個不是甚麼高明的道理，這是做人的基本修養。
只是我們這些「基本」好像已經離我們很遙遠了，許多人會搬出「自私」的免戰牌來合理化自己的折福行徑。有人會說：「是世界變了嗎？」不是呢，是人的立心變了。如果人人都以顧己及人的想法去想，這些「節約用水」的呼籲恐怕也會變得多餘了，因為自然地你就會顧念到他人之悲苦而節約了。但顯然我們這個血統的種族，就是面不紅耳不熱的將自己的自私放到無限大。你不難看到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的那種人特別愛呼奴喝婢、又特別愛挑出弱勢社群的小過錯來放大；但對大奸大惡不聞不問，更有甚者，不少人對能置富的奸惡行為可真是「身雖未至，心響往之。」顧念他人？在我們這個種族恐怕是陳義太高了。
富貴之時的人性尚如此醜惡，我也和應林超英先生的勸告，多勸大家節約用水、積福積德，不然，到我們真的資用困乏時，看到的人性，必然更加可怕。

[青永屍]
不少歷史學家在這幾十年都提出這個問題，於是就為「積弱」的宋朝翻案，以國庫的充裕以示當時的強盛。
我會這樣想，如果國庫充實是國家富強的唯一指標，那麼經常出現赤字的美國必然是弱不禁風的垃圾國家了。而長期坐擁千億的香港，早該在聯合國當常任理事國了。
當然，讀到這兒好像是強辭奪理，因為完全用今日的視角換入古代來評論好像很不合宜，畢竟今人能掌握的資訊遠較古人多，對實物經濟的依賴亦與過往不同。但譬如一個國家坐擁吃不盡使不盡的財富，國防不備、百姓懦弱不思長進，這又有何「強」可言呢？這些鉅大的財富對於古代國家來說，只是令他們被人劫掠、或是滋長貪污的理由。
國家的財富是公共資產，不是用作資敵或是豢養貪官的食糧，而是應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改善國民的生活。今日討論宋朝是否富強，不過是意氣之爭，無法再改變宋朝已經滅亡的事實；但對於公共財富運用的理解，任這些「歷史學家」千寫萬寫，也斷不能說成斂財於國就是富強，攤分國富就是虛弱如此簡單。計算國力強弱，在今日的世界，不單單在疆土遼闊與否，乃在於市場交易費用的穩定程度；能源的穩定程度及物流的穩定程度。所以掌握今日海軍優勢，即掌握海運咽喉的美國，坐擁最多的石油儲備，方算是世界強國。
至於那個急於重寫本國歷史的北國？富在貪官之手、強在防民之口，這樣的「富強」，只恐惹有識之士所笑。

[青永屍]
常常有人問及，為什麼以伊斯蘭名義的激進人士這麼聲勢浩大，而香港的「激進」人士如是溫和？
其實也不難理解，這個問題，只要在香港生活超過十年，心思稍為通透一點就會明白。
一、政治酬庸文化及香港人的核心信仰
香港政府就一招：招安。即是派錢、派官、派虛銜，而各色人等，一聽到是官府錢糧、官位、官方榮譽就趨之若鶩，投機至極，見異即遷的人又怎會為國為民為未來生死相搏呢？他們只會為自己的利益悲喜交疊，這種人會真激進才怪。
二、本身能力
激進化可能是有一死的決心，或是以一當十的蠻勇。這牽涉到日常的鍛練。今日的人就算叫他們堅持隔日上健身房也有困難，何況是軍事訓練呢？
在忙碌的生活節奏中，空閒不如早床暖枕。吃好住好，安安樂樂，又會否聞雞起舞，激濁揚清呢。
不少香港男兒連經血也未曾見過，遑論割雞宰牛，激進化？不是一群文弱書生可以空談出來的。
三、移民的簡易
無可救藥：這是不少香港人對現況的斷語。於是不少人轉去「放眼國際」，能移民的，總是相對高社經地位，或是已具一技之長的人，不少能者心在異國，企望逃逸，於是所謂激進化，只餘小數志士仁人所為，難成氣候。

再者，在港的「反對派」與政府眉來眼去、樂也融融，亦極喜於出賣及與激進人士割席，還會有誰去白犧牲呢？
今日中國大陸政權為香港的反對派套進刻板印象，抹黑成為激進份子。如果這也算得上激進，那麼應置歷朝義士、列國英雄於何地也？

[青永屍]
早前在喜宴聽了些北人的高見，他們認為，英國除了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外，鄉郊甚是荒蕪；又說美國窮人尚用2G手機云云，與中國連在鄉鎮之中也用智能手機的盛況相比，中國既富強又先進。
以上的北人謬論並不是一時一地某人的「一家之言」，而是與香港不少既得利益者的想法不謀而合，是一種具廣泛而普及的可怕言論。香港有些人看到枝葉扶疏的郊野公園，就會推說有些香港人要住到狹小的劏房，所以要闢林為宅，減縮郊野公園；又有人會看到南生圍景色美麗，就覺得不放火燒燒南生圍就起不了房子，仿佛「建房起屋」是他們人生的唯一要務，至於香港就要不留餘綠。事實上，城市與農田太過接近的話，就不可能有潔淨安全的農田，於是大家能吃到的，就必然是危險的糧食。這一點，那些恥笑人家保留鄉郊的人未必想過，因為安全和花白白的銀紙相比，他們太會選擇了。
或有人說，起屋建屋沒有錯，因為沒有房地產，企業家就無法維持他們的財富增長。這種理論橫行後，香港有許多人都容不下一點的鄉郊，只要有任何自然的荒地，他們就說之為「落後」；只要不緊追潮流，不盲目製造電子垃圾，他們就譏之為「落伍」。說破了，就是一種虛無的貪婪。
老套一點的說，任你一出生就大富大貴、一生無災無難，富貴亦僅能百年之長。如果要世世富貴，那麼這種竭澤而漁而來的富貴可以養你的子子孫孫嗎？中國歷史常常有窮奢極侈的故事，晉代懸珠為燈，珊瑚為柱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唐人以銀為溺器，用銀器盛屎溺亦是「一時佳話」，這些野蠻而下賤的富貴，在今日的中國似乎又再次死灰復燃。

香港人會不會有這種問題？當然一樣。而今日的學生，也會用「發展是硬道理」這種邪說作為自己的價值信仰。我們整個社會失去了教養，發了財也不立品，不珍惜自然環境，不去眷戀自然環境給我們的安逸與緩衝，用享樂買斷了心靈的安靜，我們也會像那浩瀚的北國一樣，面對因為貪婪而來的霹靂反噬，在富貴過去後，被迫切的苦難擠壓蹂躪。

[青永屍]
補選在即，青某本來也不欲多作評論；因為今日香港之立法會，不過是一種鬧劇，所謂的「議會抗爭」事實上也不如兩三年前般具有意義。但由於《立場新聞》的一篇報導，將所有反對支持范國威的「本土派」朋友都歸成「投共」之緣故，這篇文章還得要寫寫。
請容青某在這兒姑且稱所有非親共、非泛民的朋友為「第三路線」者，因為這群人在傳統政治宣傳之中有反省能力及自己信仰的主張，有的認同獨立路線、有的認同大粵、有的認同建立憲政，但無論如何，我們這批「第三路線」者，都不認同共產黨的暴行，不認同通匪。
「第三路線」者由不同的獨立個體組成，既無組織亦無指揮，所以在輿論戰之中，議論往往被忽視及曲解，因為這些「非主流」的聲音無法走進社會大眾之中。但我自認是「第三路線」者的其中一員，覺得這也沒有甚麼關係，因為從來改變社會，就是「非主流」的先進見解才能做到的。只是在政治現實運轉之途中，我們有些時候的確要尋求戰略上的臨時盟友，所以之前有些所謂「本土派」頭目認為，偶爾要和某些所謂泛民政治力量協調。這亦無可厚非。
但今日明顯可見的，是泛民系統所推舉的人，視「第三路線」者為仇敵。日前范國威在《蘋果日報》表示，自己在當選後會支持在囚抗爭者，今日他在《立場新聞》中已經闡明，自己一直支持的只是「13+3」的部份「知名抗爭者」，至於其他在囚、候審人士，他是置若罔聞的。

我並不是奢求他來眷顧這些被棄在冷街角的苦難人。我只是不禁在想，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及泛民傳媒，覺得可以憑甚麼來討我們這些「第三路線」者的票呢？明明有近百個人面臨牢獄之災，你們還依舊可以睜大眼，頤指氣使地說我們是投共的人，又直斥我們是暴徒是共產黨；我們已經不說你先前在光復運動，急急在記者會譴責「本土派」，那你還有甚麼好意思說要我們的票呢？下賤無恥、無寶不落的政客我見得非常多，但如是愚蠢又卑鄙的，這姓范的算第一。
有些朋友問青某，既是如此，不如直接投票予共產黨所支持的香港傀儡政團。這我沒有甚麼大意見，因為無論投白票、投給傀儡政團，都無法再顯示第三路線者對今日議會政治的影響力，我們只能自己爭氣，在各個層面之中，抵制、抗擊這些打壓我們、出賣我們的人，包括今日的建制派與泛民主派。
這篇文章並不是甚麼「指令」，也不是左右大家投「焦土票」或是「投白票」的意志；這兒也不是號令第三路線朋友的地方，只是說明利弊：那些范國威之類的「君子」大家都見識到了，他說得出這些話，也即是不圖我們任何人的票。如是「君子」不投也罷。

[青永屍]
如果說四十年前的香港是怎樣的。有人會想起那兒的飛機引擎聲會劃破九龍城的白日，那個機遇處處的人間，將要用繁華來令每個人溫飽。到最後，香港捱過了一個個的危機和挑戰，成為一個璀璨的都會。當然，在那個年頭，香港絕不是人人均富的烏托邦，但大家都明白總有機會成功，生活總有方法活得有尊嚴。
至於今日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都會？璀璨嗎？或許仍然是，維港傍一個大大的「壽」字在藍光背景中耀眼，一張張霓虹廣告燈還未熄滅，一間間的辦公室還在夜裏發亮，所以璀璨還是璀璨。但香港已經不再是機遇處處、安居樂業的好地方了。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段勸諫梁惠王的說話：「庖有肥肉，在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就是說，國王你大富大貴、百姓生活困弊，如是的貧富不均，這是「率獸食人」，就是將天下的惡獸放而食人。我這兒作他解，率獸食人，在今日，應該視作那些人面獸心的無良人，在鯨吞百姓的人血人肉。富人的享樂，其實來自於窮人的辛勞，今日香港政府以賣地夾高香港的物價，大家被逼在高昂的租金之下，吃劣質的食物、住狹小的房屋、坐誤班誤點的交通，在艱難之中窮忙，如欲多掙一口飽飯，就得出賣尊嚴；但富人高官就坐擁富貴，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似的說風涼話，做永不虧本的生意，領大家繳的稅、收取大家「退」給他們的差餉，這何異於所謂的「率獸食人」？
我不是說香港要均富到如共產主義所說的那種虛偽，但香港在過往，從來都是以不「阻人發達」為核心，而大家在均有機會改變命運的世道之中，人人都能找到自己最適合的位置。今日，政府高官因為一己私利，因為一時的短視的目光，不為香港人著想，不助香港人掙開競爭弱勢的綑綁，這樣的環境還會令人安居樂業嗎？
梁振英還未特首之前，常常到不同的教育團體講香港被邊緣化，而到今日重新再想想「邊緣化」這三字，還不是你們這幫掌握香港公共財政的權貴，一手一腳做出來的好事嗎？

[青永屍]

近來看了一套香港電視台購入澳洲的記錄片，片中講述幼童成長的經歷及其中心理。科學家發現，幼兒會因為父母的壓力而感到有壓力，從而出現一些成長的難關。當然，到尾幼童在父母的支援之中，他們均能健康成長。只是我一面看這齣記錄片時，一面的想，如果這些家庭壓力，壓了在狹小的香港，那我們的孩子能熬得過嗎？

從過往的新聞來看，香港的孩子在各種不利的條件下，總有一部份，或因為找不到出路，選擇自殺一途。自殺的學生，一個都已經太多。要令到學生感到絕望而自殺的環境，究竟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絕望，關鍵在於絕。就是路路不通，孩子才會覺得絕望。當一個學生有問題，在家不能和工時極長的父母說，在校不能和困在文件的老師說、甚至不敢和不知能不能守秘密的社工說時，自己解決，可能就是唯一方法。而總會有一部份想法偏執的小孩會想到最壞的一邊，於是，社會的悲劇就「必然地」發生。

當然，有些人會推說到社會達爾文理論之上，涼薄得說出「如果這都要死，那他怎到社會生活」之類的驚人言論，但作為社會的一份子，看到資源豐富的一個環境之中，我們明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但可以眼巴巴的說出這些沒心肝的說話嗎？我做不到。

但我們的政府從未正面回應過學童自殺的問題，最多只曾推說學童自殺成因繁多，不能歸究到甚麼之上。但從大處看就不難發現，「絕望」之感是迫死學童的最主要因素，他們不是因為貪玩試試自殺、不是因為染病無藥而選擇自殺，而是面對一層層的學業壓力，走無可走、逃無可逃而選擇自殺的。如是觀之，若說政府一無可為，這就極不負責任了。

但現在林鄭月娥政府推出小學「一校一社工」的政策，根本無助於解決學童的苦況。這只是一種頭痛醫腳、腳痛醫尻的假對策。除了確保社工就業機會，減少社工對政府的反感程度之外，根本不是一種有利學生的政策。今日學童最大的壓力來源，是在學校本身。學校被考試綑綁，被BCA、升中呈分試、DSE困住，在一個個數字指標下，大部份學校迷信利用大量功課，可以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但根本沒有任何空間因材施教，就算學生有問題、有不妥當，學校亦無從跟進。這多派一個社工，甚至多派十個社工可以解決嗎？學童在家無法找到支援，因為大部份香港雙職家庭工時極長，父母無法察覺兒女的壓力和心理狀況。就算城中權貴，諸如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女士，亦忙於所謂公務，無暇關顧其愛子；何況為口奔馳營營役役的你和我呢？政府若無常識與勇氣，改變這種變態的工作氣候，這些社會問題，根本是無法解決的。

林鄭月娥政府坐擁千億盈餘，只求用銀彈收買反對派的重鎮，之前三十六億灌進教育界後，教育界就大讚林鄭能幹，對重啟BCA置若罔聞；今年到另一個反對政府的重炮社福界，政府不求解決社會問題，只求買通短視的反對者，沒甚麼，香港這幾年的報導，定必是一片昇平之象，而那些真是在水深火熱的問題呢？就只會繼續發酵，在財政盈餘使盡的那日一併爆發。

#屍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