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對香港教育界的誤解（二）：今日教師的功能（下）
考試文化在儒家文化圈國家極受推崇。「天子重文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首詩流傳千年，歷久不衰。香港的教育，當然亦難逃其緊箍咒。教師，在今日香港，當然一樣要為「考試」服務。
但正如的士業一樣，出現電召車程式之後，的士業界的千瘡百孔就被大眾瞭然。大家都對長久已來對的士業界害群之馬的怨氣就得以坦然宣泄，而的士業界內部又必然有改革的聲音。這是新時代變革的特色，在經濟學來說，這是「代替品市場」對傳統壟斷的挑戰與衝擊。
對於考試文化，補習社（即台灣的補教）就是傳統學校考試功能的「替代品」。筆者曾經在大家心目中一流的傳統名校工作，但他們卻不如大家想像一樣，禮聘名師回家作西賓，個別指導自己，而是一樣跑到補習社接受「補習天王」的指教。本文並非批評補習業界，而是說明在這個現象下，傳統學校老師所受到的衝擊。補習社越強調考試成績，學校老師要回應「考試」這部分的表現的壓力就越大，於是就墮入一個無底深淵。
自從引入商界模式之後，老師無一能逃每年考績的查核。雖然每所學校均無講明「考試成績」的合格率、優良率數字可以是免死金牌，但大家都明白到，你能教出好成績來，自然就能頂住那些所謂改革的風潮。政府的態度呢？如果讀者們有留意近年有關TSA（全稱：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新聞，都不難發現政府刻意強調，小三TSA只為查考學校是不是到達了小學三年級「應有」的水平。於是政府頒佈政策，所有的學校，為表示自己都符合基本的教學程度，漠視自己的學生本身條件及進度，一味催谷。今日的考試壓力，不止中六學生面對，小三、小六、中三、中六，十二年一貫課程之中，同學就得面對四次難關，而學校呢，一樣要交出兩組美好的數字。不然，又得要檢視自己的課程了。
數據促成改革，這聽起來十分美好。但為避免改革追逐數字，這就變成了捨本逐末。但如此荒謬的本末倒置，的而且確在全港的每一間學校發生。筆者曾經在一所第一組別的法團校董會列席，該校的當然校董，亦即是校長向其他校董表示，如果自己的學校TSA三科成績不均是100%，自己願意負責。校長追逐數據尚且如此，而且亦當此為成功指標，依讀者看來，這樣的教學是否已經變質？和你們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是否一致？你希望你的兒女成為追逐數據的工具嗎？
不過話分兩頭，這也怪不了誰。如果你的子女進不了大學，子女回家訴說老師教得一塌糊塗，恐怕你也會追究到學校那兒。今日香港變成了一個服務型的社會，我們再難找到工廠搞旺工業，做工人不是一條出路，結果人人都仿佛一定要讀得一個大學學位似的，如果老師「阻礙」了學生的考試成績，老師當然是責無旁貸。
對於老師來說呢？這些當然是壓力。數字不好看，老師的能力就受質疑，校長難聽的話雖未至於不絕於耳，但總有些方法傳到你的身邊，或是說成家長的聲音，但潛台詞不也是叫你催谷一下成績。不少同工會因此主動操練。有些中學早在中四第一學期考試擬卷，已經直接使用過往公開考試試題。你說對於一個剛由初中升讀高中的同學來說，受不受得了？如果每科都這樣壓迫下來，課餘又因為「未達標」而補課，你說，這些學生在學校能找到半條活路嗎？這些苦命學生很多都在小二開始被迫做小三TSA操練、小四小五又操小六TSA，到中三時又多操一遍。操來操去，學生有這麼耐操嗎？所以，在今日的學校之中，的確是「彼此也在捱（黃霑，1978）」的。
有考試數字「跑數」的老師尚算幸福，因為他們知道如何追逐數字。「跑」不了「數」的老師，有些還得要去在坊間的比賽中拿些獎項回來，好等校長可以在門外掛上幾張和得獎學生合照的威風照片。老師在教學之餘，還得交際些教練朋友，甚至自己也得有十八般武藝，不單尋常的朗誦要懂，可能體操技術、3D打印、編碼程式、對聯、書法也要精通，否則縱有獎項，大家也只得望門興嘆。
但教師不是應該照顧學生的身、心、靈三方面的全人發展嗎？不是強調全人教育的嗎？如果學生本身不是專精於讀書，他們能有其他出路嗎？在今日扭曲的教育環境下，品格教育不能量化、心智培養不能量化、靈性教育不能量化，班主任培養學生工作的部分不受重視；德育及公民教育部分不受重視；甚至小至連語文課中的品德情意教育，亦極不受人重視。教師今日真是為了教好你的兒女來當教師的？大部份老師曾經想過，要教好他人的子女，要為社會培養棟樑；但在教育現場，能頂得住大風大浪大海潮而不忘初心的，默默地做這些不被校長、不被家長認同和讚許的真正任務和工作的，又有餘下幾多人呢？
銀行經理的角色轉變了，老師的角色一樣轉變了，這個社會變革的洪流中，甚麼社會角色也不似二十世紀了。但家長、社會大眾對老師「春風化雨」的套版印象和期許沒有改變。事實上，這種由「春風化雨」轉變成「跑數逐末」是變態而不合理的，只不過在教師供應供過於求，深圳河以北的新移民大學生大幅移民香港的狀況下，教師連一個安穩的教席也未必擁有的時候，我們說要自立自強，符合社會大眾合理的預期，已經似是天方夜談了。再談理想會不會是太遠太荒謬？
寫到這兒，希望讀者明白，老師們不是諉過於人，但老師確實有其難處，而且在香港教師團體的無力及擁護建制的立場之下，大部份有心有力正視問題的教師，都是單打獨鬥的可憐人。只要他們一提出反對這種變態追逐數字風潮的異見，就會被視同異見者打壓，但離開這個教育體系，就連守護自己可以守護的那一寸土壤也要失陷。今日的教育制度，絕對是一種共犯結構制度，要克服要攻破不容易，還得要整個社會風氣變革，才可以看到曙光。